有一个说法，当伊斯坦布尔街头开始卖炒栗子，那意味着冬天来临了。

当我们在贝尤鲁区的商业大街散步，发现街头巷尾的红色售卖小车仍然有着热气腾腾的炒栗子，显然，这个冬天还在进行时中。

雨神不是盖的，雨水又跟着我来了伊斯坦布尔，鬼天气出门又冷又湿。我在积雪融化之时抵达伊斯坦布尔，只能想象著名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所回忆的雪中景象：

“我的童年回忆少不了这一片覆盖的雪。......因为雪让城市看起来焕然一新，不仅把泥巴、污秽、废墟和疏忽掩盖起来，也为所有的街道和景色提供某种惊喜，某种迫近凶险的甜美气息。每年平均下雪三至五天，积雪在地面停留一周至十天左右，但伊斯坦布尔总是措手不及，每次下雪都像第一次迎接。”

全球厄尔尼诺气象的影响，不过短短三日，城中的雪早已不见踪影。打伞的人寥寥，人们似乎并不介意在雨中行走，缩了双手，将衣领拉高，帽沿压低。

“电车道打从1914年就在我们那条街来回行驶，把马奇卡和尼尚塔石跟塔克西姆广场、突内尔、加拉塔桥和其他古老贫穷、似乎属于另一个国家的历史街区串联在一起。每天睡觉时，电车的忧郁乐声把我带入梦乡。我喜欢电车内的木头装潢，隔开驾驶舱与乘客区的靛蓝色玻璃门；我喜欢我们在终点站上车等开车的时候驾驶员让我玩的操作杆......在我们回家前，街道、公寓，甚至树木都是黑白影像。”

伊斯坦布尔人轮廓分明，棱角突出，可又不如波斯人般俊朗。没有坊间口口相传的热情似火，多的是旅游城市程式化的表情。看到迎面走来他们的脸庞，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对自己强调，看啊，这就是突厥人的后代。

这样的街，不经意就迈进百年老店。书店外墙挂出帕慕克的巨幅广告，橱窗最显眼位置也是留给帕慕克英文版的系列作品。

“福楼拜在我出生前一百零二年造访伊斯坦布尔，对熙熙攘攘的街头上演的人生百态感触良多。他在一封信中预言她在一个世纪内将成为世界之都，事实却相反：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

书中提及的地名和事物恰如一场时光旅行重温和再现。帝国大厦倾倒了，老百姓的生活乱了，雅骊烧了，苏联人的船开进来了......凯末尔在安卡拉建立新都，苏丹被废除，哈里发被驱逐，伊斯坦布尔逐渐平复忧伤，摇身一变，由昔日奥斯曼帝国的大都会变成了今天的旅游城市。游人趋之若鹜，纷沓而至，猎奇东西方交汇的古国神秘、异域情调。

（受本月上传空间所限，照片欠奉，待下月补上。）

我们在伊斯坦布尔最大的天主教堂（Saint Antonio Church）稍停片刻，顺便暖和一下身子。说来话长，这座教堂大有来头。贝尤鲁在中世纪时被称为佩拉（Pera）。1273年，拜占庭皇帝将佩拉送给热那亚共和国，以回报热那亚对十字军东征的支持。1348年热那亚人修建了著名的加拉塔（Galata Tower），高67米，是为贝尤鲁的制高点，也是伊斯坦布尔的地标之一。

直到1453年，随着奥斯曼帝国崛起，威尼斯共和国与之交好，令热那亚人对佩拉的控制告一段落。该教堂初建于1725年，因而可以理解它的威尼斯风格由来。后教堂被拆除，1906年－1912年间在原址重建了现在的威尼斯新哥特式风格的红色砖墙教堂。

相比于金角湾对岸的老城中心区，贝尤鲁区的风格是最西化的，可以想象这一区域来自地中海和西欧国家的“外来人口”众多。贝尤鲁区是伊斯坦布尔最先拥有电话电车的区域，继伦敦之后第二条地铁线，Bankalar Caddesi（银行街）一度是奥斯曼帝国的金融中心。“他们（拜占庭）的子孙后代如今在贝尤鲁经营鞋店、糕饼铺和缝纫用品店。他们是家族企业，......以连珠炮般的希腊话彼此闲聊。”“20世纪一开始，这座城市仅有半数人口是回教徒，非回教徒居民大半是拜占庭的希腊后裔。”

奥斯曼帝国瓦解后，贝尤鲁区衰落。“1955年，英国离开塞浦路斯，......仇视城内非回教徒居民的暴徒聚集在塔克西姆广场，烧毁、破坏并洗劫我母亲和我曾去贝尤鲁逛过的所有商店之后，整个晚上在其他城区干相同的事情。”“隔天早晨，贝尤鲁的商店成了一片废墟，窗户被砸碎，门被踢开，商品不是遭掠夺就是被痛快地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