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开赴第一线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医疗队员们一个个都忙着给家里写信，报平安。信里自然装着几天来在摩加迪沙照的照片。那些照片都是请专家组的同志帮助冲洗的。中国援外专家组里有各种各样的能工巧匠，修鞋的，修表的，修收音机的，修汽车的，做木工活的，做铁工活的，等等，等等，几乎没有干不了的事情，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功能齐全的社会，应有尽有，而且有求必应，一律免费。

    那时，国外已经开始流行盒式录音机，当地家境比较好的人家都会有一台录音机（就是后来国内流行的收录机---有收音和录音、放音两种功能）。这种东西当时还比较贵，中国专家组的师傅们一开始都舍不得买。他们本事如此之大，以至于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废旧盒式录音机修好，放出优美的音乐。后来我才知道，我在院子里听到的军港之夜的优美歌声，就是从一个师傅刚刚修好的录音机里放出来的。

    写好的信，在规定的时间内统一交到大队部，由大队部统一交到大使馆，由信使带回国内，再交邮局邮寄。那时候没有电子邮件，没网上聊天系统，更没有网络视频，同国内的联络只能靠写信。而信件也不能说寄就寄，必须交给信使统一带回国内。信使每个月来一次，带来外交部的保密文件，同时带来国内亲属写给国外亲人的书信，带回驻外使馆对国内的报告，还有各个专家组写给家人的信件。外交部信使队里有几十号人，负责跑世界各地的大使馆。

    如今我们有各式各样的通讯手段，无论人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可以随时随地同家人联络。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而在当时，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现在的人常常感觉不到这一点，生在福中不知福。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早年援外的人来说，体会尤为深刻。我为科技的进步而感到高兴，我为互联网的产生而欢呼，我为电子邮件的普及而喝彩，我对 IT产业的前景充满期待。我由衷的感谢发明了互联网技术的人，只是遗憾他们为什么没能提前三十几年发明出来。

    那时候，每到信使到来的前几天，使馆就开始忙碌起来，一面准备各种材料，一面通知各地专家组的人到首都送信、取信。近的地方开车来，远的地方乘飞机。医疗队翻译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充当信使队的二传手，每月一次负责往首都送信、到首都取信。能有机会回到首都，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诱惑。后来，医疗队索性把它作为一种待遇，间或派一位医生陪同翻译充当信使，得到机会的医生无不喜出望外。

    信使到来的那几天，整个医疗队就像过年一样，一个个欢天喜地。盼家书，是援外人员最大的心愿；读家书，是他们最大的享受。家书抵万金，这句话实在太对了。身在国外，远离亲人，有什么比收到家书更幸福的呢！收到国内的来信的那个晚上，所有的医生都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信，没有一个人“走门串户”。他们一遍又一遍的读信，直到深夜。大家的兴奋状态一直可以延续到第二天一整天，甚至更长时间。问题是，对于远在首都摩加迪沙以外的医生来说，他们只能在收到家书之前事先写好信，而后才接到家人的来信。同样，国内的家人也是在收到海外的来信之前写信，所以，双方的通信总是有两个月的滞后，而不是适时沟通。

    有一阵子，我曾非常羡慕信使队的同志，一是觉得他们能周游世界，另一个是，每到一地，都受到使馆的热情接待，奉为上宾。其实，信使队的工作远不像看上去那样风光，他们不但要长途飞行，不断地调整时差，而且整个旅途，他们都必须把大大的外交信使袋随时提在手腕上， 形影不离，非常辛苦。

    时隔三十多年，至今， 我仍能清楚记得当年等信时的急迫心情， 读信时的幸福感觉。那种感觉是刻骨铭心的。

    (说明：为了节日期间不打扰读者，从现在开始到正月初五，我不再发表新的博文。新博文将从正月初六以后继续发表。谢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