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初的一个上午，医疗队通知我和哈尔格萨医疗队分队长到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开会。我开着医疗队的北京吉普车，同队长来到了大使馆。路上，照样一帮孩子跟在车后头喊中国，中国。使馆坐落在市区的一条街道上，不远处是摩加迪沙少有的几座多层建筑之一---希尔顿饭店。在大使馆，除了李美华，我们还见到了戴二秘，李美华的丈夫杨三秘和使馆会计杨举三秘。戴二秘看上去十分严肃，典型的外交官形象，多少有些让人生畏。他把队长叫到他的办公室，估计是布置任务。几年之后突然听说，戴二秘心脏病突发，在回国述职的飞机上不幸去世，不免为他惋惜。http://s8/middle/62a617fatb8487b8f61d7&69015、使馆受命" TITLE="《援外手记》 15、使馆受命" />（我当时在摩加迪沙希尔顿饭店前的留影）

    杨振伦三秘很热情，同我聊天，问长问短，能听出他明显的四川口音。他向我具体交代了翻译的工作，提出了一些要求。然后，杨会计（杨举三秘，他后来回国后，升任外经部出国人员服务部总经理，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向我布置财务工作，告诉我如何记账，并给了我一笔经费，我做了签收。医疗队的翻译实际上是一个大管家，除了医疗上的事情，其他几乎全部杂事都由翻译负责。包括开车接送医生上下班，夜间陪医生出急诊，重点病例的会诊，同当地政府和医疗主管部门的联络、交涉，食品和日用品的采购，工资的发放，记账，每月到首都送信、取信，等等。但是，我心里清楚，无论医疗队翻译要负责多少工作，翻译在医疗队里永远是配角，是为医生和医疗工作服务的，必须始终牢固树立服务的意识，始终牢记服务的宗旨。因此，我当场向杨三秘表态，一定会尽全力做好本职工作，千方百计做好服务，为医生解除后顾之忧。

    在走廊上，我们见到了当时中国驻索马里大使张世杰。张大使对我们非常热情，一再询问医疗队有什么困难，嘱咐杨振伦和杨举两位三秘多关心医疗队。据李美华介绍，张大使资格很老，是当年从上饶集中营逃出来的老革命，先后在北京市政府和外交部工作。他待人和蔼可亲，很受大家的尊重。可惜的是，八十年代末因病去逝 http://s14/middle/62a617fatb84880c8256d&69015、使馆受命" TITLE="《援外手记》 15、使馆受命" />


（照片由李美华提供。中间即为张世杰大使，右侧为李美华，左侧是大使翻译的夫人，杨培。）

    医疗队的翻译大都是年轻人，有的刚刚结婚就参加了援外医疗队。在索马里医疗队工作的几个翻译，除了我直接来自医院之外，其他人是吉林省各高等院校的年轻外语教师。有白求恩医科大学的，有吉林医学院的，也有四平师范学院外语系的。这些年轻人都非常敬业，非常能吃苦，默默地在医疗队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甘当无名英雄。由于经常要开车跑长途，因此，非常辛苦，危险也比较大，但是他们从来不抱怨。

    那个年代，援外人员国内的工资照发，在国外领取固定数额的补贴。补贴金额非常有限，记得每月核16美金左右。我在国外将近三年，除了在索马里期间买了一个收录机和几块很便宜的礼品手表之外，全部的补贴金加在一起，只剩下三、四百美金。回国前，按要求我们把全部的美金交到使馆，使馆给我们出具外汇证明，我们凭使馆的外汇证明，到北京外经部出国人员服务部购买商品，就是我前文提到的那个地方，在北二环安贞桥东北角的那幢外经部大楼。至今我还清楚记得， 80年底我回国后买到的全部东西包括：两辆飞鸽牌自行车（一辆26坤车，一辆28男车），和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剩下的零钱买了一些蓝色的涤卡布料（当时那种布料非常流行）。

    后来，每当提到当年援外时，都会有人替我们打抱不平，说那些年援外人员的待遇太低，等于白白做贡献，等等。但是我和医疗队的医生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们始终认为，援外是一个神圣的任务，是为国家效力，为增进中非友谊做贡献，意义重大，对个人来说，则体现一种奉献精神。至今，我仍为我的那一段经历而感到自豪。

    为了万无一失，使馆决定，在医疗队开赴哈尔格萨之前，先派两个人作为先遣队到哈市，为医疗队到来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我和另外一名麻醉医生两人承担了这项光荣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