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情况我一直想记录一下，就是进入2006年以来，我身边那些离去的人们的“离去”。

 

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在2005年的末尾，发生了一件“全球关注”的事情。我平静地经历了那一夜，一直“经历”到次日的凌晨。

 

我有个底线：不管这个地方在国内外的传媒江湖上有多高的名声，在这里工作的我，都不会因此而虚荣，都不会给我所从事的事业蒙上一层理想的光辉。我认为，我从事的只是一份工作，他尽管有理想的成分，但我对有人刻意为这份工作涂抹的高尚标签、心理优越感保持警惕。

 

每一个单位都是一个群体，我也是群体中的一员，但我为人处事在与人为善的前提之下，必须与组织、群体保持距离。

 

我一向对组织性的、集体性的活动没有兴趣。所以在那一夜，我保持独立行事。

一句话，我尊重别人的理想和激情，但我不为所动。

为什么？因为我无法区分这些理想和激情的背后有什么——或许什么都没有，非常单纯，但也或许不那么单纯。既然我无法分辨，不如保持距离。

 

形成这样的观念，与我读历史的感受有关。在近代，有太多轰轰烈烈的事情，如今回头看来，大多不是那么单纯的理想使然。

 

比如五四、比如延安时代、比如1989……

 

整个近代是理想与激情泛滥的时代，同时又是独立思考大面积溃败的时代。

 

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反对那些理想与激情。这就回到了主题，回到那些离开的人们。

 

也就是今天我想要说的：尽管他们的离去为这份事业造成了伤害，但我非常赞同他们的离去，毕竟是这份事业首先伤害了他们！他们因为最有理想也因而是受伤最重的一群人。

 

在这个“理想”过于奢侈的年代，他们的理想很可贵。相比他们，我是庸碌的一个。

他们的出走显得悲壮，在这里记录一下他们的名字：孟波、陈峰、王小山、李列，还有更多名气没有他们的……

 

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的出走不像娜拉那样让人担心。他们都有好去处。甚至更挣钱！

 

但是大多人不能效仿他们。大多数人离开了这里没有更好的去处。要么把理想掐死、要么把理想掩盖。

事实上，对于很多人来说，就像宗教信仰一样，理想也是可有可无的。

相对而言，幸福与否与金钱的关系更大，与理想关系较小。

 

幸好在纸媒低潮的时候，还有网络可以栖身。我周围的好多人都去了那里。但是，如果网络也不能栖身了呢？

 

做不做娜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