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朱奇武教授另一个母校燕京大学也没有忘记这位优秀学子，《燕京大学人物志》（以下简称《人物志》）载有朱奇武教授的专条：

朱奇武，1917年12月生于安徽桐城，1938年考入燕大政治系，翌年进导师制班，成为该年8名导师制学生之一。1941年末日军占领燕大校园后离校。1943年初赴成都复学，同年毕业，留校任教。1944年考入重庆中央大学研究院，1946年获法学硕士学位。1947年公费留学英国，进牛津大学就读，195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年底结业后进入北京大学任讲师。1952年调任北京政法学院讲师。“文革”中学院停办，下放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调安徽农学院任副教授，教英语课。1979年北京政法学院复校，返校任副教授、教授，讲授国际法、涉外经济法等课程。1982年担任该院副院长。

1980年以后他先后担任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北京律师学会理事、美国外空法学会会员。还担任过国务院法规中心、中国法律咨询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检局、中央民族大学法学研究会的顾问。多次应邀参加国际会议和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访问或讲学。

他多年以来从事国际法学和法学研究工作，主编了《中国涉外经济法的理论与实务》、《国际贸易公约与惯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疑难条文释义》、《汉英法律辞典》等。参加编著《国际法》（高等学校统编教材）、《中国涉外经济法律问题》、《一国两制面面观》、《当代国际法》、《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政法辞典》。著作有《政治英语》、《基础拉丁语》等。在《人民日报》等国内报刊及香港、美国专业报纸杂志上发表论文50余篇。参加了《奥本海国际法》（第七版）、《现代国际法原则和问题》、《现代国际法概论》、《国际法基础》、《美国科学年鉴》等外国名著的部分翻译工作……

《燕京大学人物志》内封

此文注意到了朱先生参编的《汉英》，而且用了“主编”。“主编”一词与《汉英》实际署名明显不同，就此而论，这是一处史实错误。如果考虑到朱先生位居顾问之首，而且是唯一的序言作者，为此强调朱先生对于《汉英》的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似有几分道理；即使如此，倘若能够深入调查考证，也许可以有更为准确的表达。

 前引彼得·诺思忆文明确提及了朱奇武受教燕园时与牛津大学的渊源：

不同寻常的是，在燕京大学学习的随后几年，他修读了一种与牛津大学的社会学荣誉学位课程（PPE）相似的课程。实际上，燕京大学该课程是由一位牛津大学PPE课程毕业生（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学院一位硕士毕业生的儿子的帮助下）设计的。修读这一课程的选拔是相当激烈的……

《燕京大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对导师制有明确的记述：

吴文藻重视培养人才，他认为在培养人才方面，可以借鉴牛津大学的导师制，遂于1938年起推行该制度。为此，他聘请牛津大学的林迈可（Michael Lindsay）和戴德华（G.Taylor）来系协助。其方法是打破法学院学系界限，从社会、经济、政治3系3、4年级选出8名优秀学生，受4位导师分别指导。他们阅读导师指定的参考书，定期向导师汇报学习情况，总结学习收获，写出报告，据此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研究能力。至1941年12月8日燕大被关闭前，导师制共办了三批。

书影

《史稿》提供了林迈可等的细节：

林迈可与李效黎（Michael Lindsay-Lord of Briker),1910年生于伦敦,其父曾任牛津大学校长、勋爵、贵族院议员。

1936年，他毕业于牛津大学新试行导师制的经济系，正值牛津与燕大协议派教师到燕京试办此新制，乃奉派先到美国进修一年。

1937年夏正当“七七”抗战烽火点燃之际，他由美搭轮船来华，巧与同船来华助我抗战的白求恩结识，并一见如故，二人在日本分手,相约重聚,白求恩经香港赴延安,林迈可则经天津到达燕京大学。从此，他便与司徒雷登同住在临湖轩校长寓内。

1938年春,导师制首次选收了八名学生,其中唯一的女生李效黎是山西灵石县人，是从贝满考入经济系的一年级生,两人亦师亦友，1941年夏李效黎毕业，二人结为秦晋。

1938年和1939年两次暑假,林迈可在我党地下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两次闯过日伪军封锁线，至晋察冀边区和晋东南及八路军总部，重会了白求恩，并受到朱德、彭德怀、荣臻等同志接见和宴请，从而深刻了解到抗日军民政需医药和电讯器材的情况，决心全力援助……

也因为朱奇武就读燕园时恰好赶上了“导师制”，有幸成为燕园为数不多的导师制学生之一。据此可以合理推断，此种与牛津大学的特殊渊源，应该是其后来就读牛津大学的动因之一。

蔡元培题燕京大学校匾，翻拍自《史稿》

扩展阅读，1941年的《燕京新闻》留存了燕京大学名牌专业社会学系屈指可数的导师制学生朱奇武就读燕园时的疾呼：

首须承认者，无论在我们师长和同学当中，有不少的人，生活里只是充满了物质的与感官的享乐，对于四围水火中的人民，和世界到处的流血，似都不大理会，甚或莫不相关。而这般沉醉于享乐中的人，在燕园里，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均将与日俱增。因此我们不能不有相当戒惧。我们于痛悔之余，唯有感觉燕京教育无疑是走偏于“才的训练”这条路，其内容所讲求的只是生活工具，离着生活根本的培养，尚未尝做到切实认真地步。我们现在已迫切的需要以道德来做教育的中心了……

《燕京新闻》翻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