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费青虽然于1940年夏秋之际离开春城，但其影响并未中断。

清华和联大史料留存了费青售书之事。

燕树棠函梅常委关于收购费青书事（1941年9月14日）

敬启者：

联大法科研究所、北大法律研究部成立之始，图书缺乏。适本系教授费青先生因久病，以致经济窘迫，愿将自有德、英、日文全部图书出售，而大部分为德文书籍。本人会同本系教授张企泰先生，曾与费先生面商：由北大法律研究所全部收买。当经估计书价，数总定为国币叁千元正。曾经台端与蒋常委核准：该项购买用款由北大办事处暂为垫付，俟教部发到法科研究院经费时，即行拨还，等语。现该项图书业已点收，费先生所出具收据一纸连同图书目录一份已交北大办事处，书价叁干元已经照付。兹特告报常务委员会存案。此致

常务委员会梅主席台鉴

                                   法律学系主席 燕树棠敬启

                                    （清华大学档案）

     费青所售书籍内页藏书章，翻拍自《费青文集》

费青所售书籍经燕树棠和张企泰先生过目并认可，学术价值自然无疑，这些书籍也成为联大法律学系和法科研究所的宝贵财富！就其中的德文书籍而言，先后供职于联大法律学系的两位法学博士芮沐和李士彤教授大概率会翻检和阅读。5年之后，费青再次入职联大法律学系，与这些亲密朋友重聚应该也是原因之一！

留德博士、1939年秋供职于联大外文系的冯至教授与这些珍贵书籍的渊源也值得一提。

     文字见图，翻拍自《冯至画传》

1942年3月的一天，冯至日记里写道：

……从法律系里借来费青卖给法律系的书，宾丁（Binding）、冯·朔尔茨（von Scholz）、汉斯·法郎克（Hans Franck）诸人的小说。

晚年论及“书和读书”时再次提及费青：

我在1942年3月，出乎意料在法律系办公室里看到几十本德语文学书，这是法律系教授费青在德国留学时买的，可见这位法学家读书兴趣的广泛，也许是因为生活困难，把这些书卖给学校了。书放在法律系，无人借阅，可能我是唯一的借阅者。

冯至晚年撰写了专文《昆明往事》，开篇的文字满怀深情：

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战时期的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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