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回到文化巷的话题。

前引肖宪先生《费孝通与云南》一文论及了费孝通与费青的家庭生活：

也正是云南大学期间，费孝通结婚生女，进入了“家庭生活的新起点”……

1939年，到云南大学工作后不久，经大哥费振东介绍，费孝通认识了从印度尼西亚回到昆明的孟吟女士，二人一见倾心，不久便在昆明结婚……

值得一提的是，费孝通的二哥费青此时也在云南大学工作。费青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法律系，1939年底回国后也来到昆明，受聘于云南大学法律系，开设“国际私法”“法理学”等课程。弟兄俩先后在昆明结婚成家，同住在文化巷48号的院子里……

兄弟两人同在一所大学当教授，住在同一个院子里，而且有着同样的政治信念，一起进行民主爱国斗争，这在全中国、全世界都是不多见的。

1940年代的费孝通，翻拍自《费孝通文集》

结合前引资料和我见到的其他资料，费青入职云大时间应该是“1938年底”而不是“1939年底”。

拙编《费青文集》载费青《自传》留存了这一时段的文字：

1938年……到秋季取道安南返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和云南大学任教。最初身体很好，每星期担任了二十多小时的教课。也在这个时期，我和早在六年前在北平认识的叶筠女士结婚。但昆明海拔过高，气压极低，对于喘病很不适宜。所以经过一个雨季后，我的喘病又逐渐加重。到1940年夏，日本飞机开始轰炸昆明，而当时喘病的严重程度已使我无力跑警报。因此，学校校医力劝我赶快离开昆明。同时，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即法科）正来信要我回母校主持法律系。……这几个原因使我忽倏间就决定离昆明回上海……

1940年秋，我带着家眷取道安南回到上海，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教书兼任法律系系主任。

     书影

费孝通《旧话相应》一文里有一段话值得细读：

1939年我在昆明结了婚，成了家就和我的哥哥费青一起在文化巷租了一个小院子住下。

近日请教了费青公子费平成先生和年届95岁高龄的叶筠外甥女冯湄老师，都证实费青和叶筠于1939年结婚，与费孝通和孟吟同年结婚。

1932年初冬与叶筠摄于北京北海公园，翻拍自《费青文集》

也就是说，1940年在昆明文化巷入住时，费氏兄弟先后成婚，也因此，当年跑警报的应该是费青夫妇和费孝通夫妇四人。假如没有学校校医的力劝，假如没有东吴法学院的诚邀，费青夫妇就可能留在昆明，其时的哮喘病无力跑警报，也会影响到同住一院的费孝通夫妇跑警报，真不知会发生怎样可怕的后果。

联大外文系吴宓教授当年的日记留存了更为具体的信息：

（1940年）十月十三日　星期日

晴。是日密与鄂夫妇合作主人，邀诸人游西山。……10：40在滇池中闻空袭警报。11:00抵岸，上至三清阁午餐。久息。乃步往太华寺。未至途中2：00见日机27架飞入市空，投弹百馀枚。雾烟大起，火光进烁，响震山谷。较上两次惨重多多。私幸到此远避，危害不及，真成隔岸观火。不得不感谢天恩也……

（晚）7：00月明中抵叶宅晚饭。……始知被炸区为沿文林街一带。云大及联大师院已全毁，文化巷住宅无一存者。大西门城楼微圯，城门半欹。文林街及南北侧各巷皆落弹甚多。幸联大师生皆逃，仅伤一二学生，死校警工役数人云。

 ……至玉龙堆寓舍，则见院中一片瓦砾，盖十馀丈外若园巷即落一弹，毁数宅。寓舍受震击，屋顶瓦破若干处，幸有木天花板为障蔽。宓室中之窗洞开，玻扇已毁。墙壁之木片灰屑纷然剥落，室中满覆尘土，已经省整理清除。电灯已坏。众坐淡，并有同事之毁家者，挚妻儿来舍暂住一宵。按左右近处皆落巨弹。独此舍及邻宅巍然仍存。……念此次轰炸，以云大、联大为目标，惨烈如此。闻死者约百人……

枕上成诗一首，题曰《十月十三日昆明纪事》。

远看投弹雾烟飞，休沐出郊俯翠微。

重谢天恩今日免，同遭横祸几人归。

平生正直无尤怨，偶尔存亡漫是非。

黉舍街衢埋劫土，玉孃湖上月仍霏。

十月十四日  星期一

晴。 晨6：30出舍。经由先生坡天君堂巷旧访雪梅之处。而出城，至新校舍北区。见房屋毁圮，瓦土堆积。难民露宿，或掘寻什物。7—8上《欧文史》课，仍不惬……入大西门，城门扇斜立欲倾。沿文林街而东，备见轰炸之遗迹。文化巷口棺木罗列，全巷几无存屋……    

晚，乘月明，在新校舍19乙室，上《欧洲名著》P1ato课。仅到许渊冲等二生，坐久，即散。宓经行劫墟而归玉龙堆舍宿。

十月十五日  星期二

半阴晴。 晨柳无忌来……

《吴宓日记》内封翻拍件

感谢吴宓先生的日记，不仅可以佐证《疏散》的细节，更留存了柳无忌和许渊冲的信息，也为我们定格了1940年10月13日前后昆明——特别是文化巷一带——的历史场景。结合前引柳无忌的回忆，是日前后柳无忌大概率已从文化巷搬出，但也遭遇了屋毁的惨剧。柳氏回忆道：“一天，跑警报回来，发现我们的三间房屋被炸成一堆瓦砾，连小孩玩的洋娃娃的头也炸掉了。其他物件，完整的或破毁的，散在各处。”如果允许推断，这一段文字所述时间应该也是1940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