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穷碧落下黄泉——“小书屋”里的特藏珍本

同为译自德文本，潘译也有不同于郑永流译本之处——郑译本出自德文第一版。潘译的“作者序”作于1891年7月1日——第二年著者离世。结合“第十一版序言”及潘先生生前口述，翻译母本系著者生前认可的第十版。

潘先生公子潘百鸣于2016年找到了潘先生的《权利斗争论》手稿，其时潘先生已年届96岁高龄。经我整理后发现，先生的手稿一共有五套，时间跨度约70年。从部分手稿记载的时间看，有一部分手稿记录了具体时间：1946年2月15至2月19日，最明确的记录是译完全书后的1947年3月4日。

潘先生手迹，明确记载了译毕时间：1947年3月4日

我曾在国家图书馆复印过先生当年发表的译作。《大公报》于1947年8月29日和9月5日分两期在《法律周刊》版刊载了潘先生的译作，并加了编者按：

德国耶凌教授（1818—1892）此文，为十九世纪法学思想史上一重要文献，流传甚广，惟迄无中文译本，兹由潘汉典先生根据德文原版第十五版（1905年本）译出，并参考美国Lalor氏之英译本，日本松岛烈雄氏之日译本订正，以贡献于专攻法学之读者。

《大公报》翻拍件

文中提到“译作系根据德文原版第十五版（1905年版），并参考美国Lalor氏之英译本和日本松岛烈雄氏之日译本订正”，这一信息表明潘先生当年是据德文原版第15版翻译，并参考了英译本和日译本，说明先生当年已经自觉地参考多种语言的译本从事翻译工作。先生于1985年翻译出版的意大利政治家、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商务印书馆版）和1992年与高鸿钧、贺教授和米健合作翻译出版的德国比较法学家茨威格特和克茨的《比较法总论》（贵州人民出版社版）等译作都是多种语言的译本互校，先生的此种翻译方法可以追溯到1947年在大公报发表的《法律奋斗论》。

前述大公报“编者按”提及了日本松岛烈雄译本。翻阅潘先生珍藏了七十多年的德日文对照本（东京郁文堂书店发行，昭和十六年订正再版），“扉页”上的“题记”记录了先生的购书过程：

今年二月，托鄂森先生在日本搜求。与倪征Yu（日+奥）及吴学义两先生往书店探问，均谓售罄已久。此鄂先生归国告我之结果。即另函高文彬同学在东京再探寻，今晨倪先生归国携来。甚喜，惟展阅后仍复失望——余借有德文本且已据之译毕。因该德文本删去原书末章（论罗马法），故欲求日译全豹以补足第六章。不料携回之译本亦与该德文本同一缺陷也。另一日译本为日冲宪郎所译，岩波版，惜未得！”

落款时间为1947年6月7日。在时间之后又有“补记”：据“德文本译毕后已二月余。汉典记，在上海”。

德日文对照本内封及“题记”

鄂森是潘先生的业师，也是潘先生入职上海中南银行的推荐人——鄂森先生时任该行法律顾问，其时正与倪征Yu（日+奥）、吴学义等担任东京审判中国检察组顾问，所以有赴日之行。同为中国检察组顾问的倪征Yu（日+奥）和鄂森是多重同窗——不仅是东吴法学院同届（1928届）同学，也是上海沪江大学同学，还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同学。

“题记”也说明，早在1947年，潘先生与东吴师长倪征Yu（日+奥）先生已经有了学术交往，“倪先生归国携来”一语确证：此书经过了倪先生之手！这也为半个世纪后潘先生诚邀倪先生出任《元照英美法词典》学术顾问埋下了伏笔。

倪征YU（日加奥）与潘汉典1997年合影，推断与诚邀倪先生出任《元照英美法词典》学术顾问有关

我在整理过程中发现，先生的译稿研读了不少于八种德文本，参考了不少于五种日译本和两种英译本，也阅读过早期的中译本。

就我目睹的版本而言，时间跨度超过百年。

1948年再版的德文第一版系业师秉格所赠，纸张发脆已不堪阅读，但潘先生一直精心保存，至今已70多年。

书影

在先生家中，我还看到过一份老式打字机打出来的耶林原著的德文文稿。先生告诉笔者，这是1951年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后，前往位于北海的国家图书馆查询，在“特藏室”里找到的耶林原著。因是“孤本”不外借，先生在图书馆内的打字室里一字一字地打完了原书。

1985年，先生在《法学译丛》上再次发表了该书节译的修订稿，发表时恢复了原来的译名《权利斗争论》，“译者注”提及了“东京大学法学部研究室藏德文本”和“小林孝辅、村上纯一的两个日译本”，其中的小林孝辅、村上纯一的两个日译本是译者所赠。

小林孝辅签名赠书翻拍件

村上淳一签名赠书

德文本系复印自该校图书馆藏书，我在《权利斗争论》所附拙文“跟随导师阅读经典——潘汉典译耶林《权利斗争论》整理者后记”（以下简称“后记”）里记述了对先生的采访：

图书馆管理人员为之感动，法学部主任松尾浩也在共进午餐时感叹，日本学者都在赶时尚学习英美法，“老古董”已很久无人问津了。难得有人借阅这些“老古董”，也由此说明了图书馆的价值。

“后记”里记录了法大校友“魏敬贤”2011年为潘先生复印莱勒（Lalor）英译本的传奇故事并特别介绍了源自英国的第二个英译本——阿什沃思（Philip A. Ashworth）译本（1883年）：

笔者曾听先生讲过师姐潘百进（潘先生女公子）从英国购书的经历。笔者为此于2016年5月份两次向师姐请教。据师姐回忆，当年（1994年前后）在欧洲留学时，有机会前往英国，受父亲嘱咐，前往大英图书馆借书。第一次前往的时候，曾按照图书馆的规定预约。当师姐手持潘先生开出的书单在图书馆服务台查询时，管理人员一看书名为之惊讶：这可是罕见的特藏书，居然有中国学者知道此书并前来索书。大英图书馆果然名不虚传，管理人员热情接待并几经周折找到了原书。原书不外借，师姐借助图书馆的影印件以不菲的英镑复制了该书。图书馆还因此为师姐办理了一张“长期借书证”。

极具传奇色彩的阿什沃思英译本发挥了重要作用。笔者在先生的译稿“中译者注”里发现，原著的一个关键词“Recht”在莱勒的英译本和阿什沃思英译本之间出现了分歧。潘先生结合德文原文并对比法文、意大利文、俄文以及日文后，明确说明美国莱勒的英译本采用“法律”一词，同作者在本书所着重阐述的主要侧面不一致，“殊难赞同”。关键词理解的差异直接影响到原著书名的翻译，阿什沃思将原著书名译为Batter for Right（《为权利斗争》），莱勒译为The Struggle for Law（《为法律斗争》），从行文看，潘先生明显更赞同阿什沃思的译名。

书影（复印件）

潘先生收藏的张肇桐译本，潘先生称译者有“洞见”

以我有限的视野，仅就耶林《权利斗争论》的版本和译本而言，潘先生的收藏肯定超过法大图书馆，大概率比北大图书馆丰富，即使与国家图书馆相比也毫不逊色！先生的“小书屋”就是一个“特藏室”！

如果可以借用傅斯年的名言的话，潘先生为了翻译经典而“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版本”，历时70多年，地域包括上海、北京乃至日本和英国等，这样的治学精神自身又何尝不是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