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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汝楫亲笔函提及的端公等译稿之事需要专门讨论。原文曰：

……想当年钱老带领之下搞了百万字的编译，也因时代变幻而白白浪费，令人终生遗憾，尤其是钱老！这类的事，恐怕世上少有，只属中国特色！

杜 12月31日

（白按：我推断此信写于1991年）

据我初步研读杜先生亲笔函，查询译稿出版进展是杜先生当年最关心的事项之一。几十万字的译稿有的原订出版计划被叫停，有的甚至没有回音，对于视学术如生命的杜先生，痛苦和愤懑之情可想而知。上述引文正是在此语境下的感慨之言！

“钱端升纪念馆”里展示了一幅与此相关的旧影，见下图。

文字说明如下：

60年代初期，《西方当代资产阶级政治学文选》编译组成员与国家法教研组部分教师合影（从左至右：吴恩裕、杜汝楫、钱端升、夏吉生、汪瑄、廉希圣、邹德慈）

基于个人兴趣，我曾持续数年探寻《西方当代资产阶级政治学文选》（以下简称《文选》）的史实。数次拜访前辈邹德慈（北大政治学系1951级）老师后得知了一些细节：《文选》主要翻译人员是汪瑄和杜汝楫，工作地点位于六号楼三楼某室——也是邹德慈老师当年的宿舍；端公不仅拟定了文选范围和选译篇目，而且撰写了相关作者的简介和作品背景等；已经完成的作品达九卷之多，篇幅在百万字以上……

邹德慈老师，本人2016年拜访时摄于邹老师寓所

如此重要的译稿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几经周折，我查询到当年译稿的一些线索。为此，我曾前往北大求助于已故学长曹长盛教授（北大政治学系1950级，毕业后任职北京政法学院，后调北大政治系——国际关系系），曹教授亲自陪我到系里的资料室查询，但无果而终。不甘心就此作罢，我还求助了已故法律学系学长、原北大党委书记王学珍老师（法律系1947级），王老师也曾提供建议，但无功而返。

也因本人有上述曲折寻稿经历，更能理解杜先生的痛心之言！

前引杜先生亲笔函里的“你虽不是他的学生，但曾经在一个教研室，其后来往也多，钱先生夫妇对你印象甚好”一段话也需略作解释。

经钱端升先生公子钱仲兴老师惠允，我曾翻拍了一幅摄于1963年的北京政法学院国家法教研室全体教师合影，见下图。

左起：许清（左一）、方彦（左四）、钱端升（左五）、夏吉生（左六）、廉希圣（左十）、严景耀（左十一）、任中杰（左十三）等

此幅旧影与前述旧影拍摄时间大致相同。端公因1957年被打成右派，人事关系到了国家法教研室，因此才与许清成为同一个教研室同事。另据我见到的资料，许清也参与了《文选》的部分辅助工作。顺便说一句，前述许清口述里的“（杜汝楫）不是钱端升的学生”与我所见资料有异，详情另叙。

简而言之，端公与杜汝楫是西南联大时期政治学系的师生，联大复员后分别供职于北大和清华政治学系；1952年院系调整后重聚于北京政法学院；1957年同遭打击；上世纪六十年代合作翻译《文选》；上世纪八十年代共同参与政治学的恢复和创建……。明乎此，或许有助于理解杜先生亲笔函里对端公夫妇的深情。不可思议的是，师徒二人的译稿——杜先生限于部分译稿——竟然都遭遇不翼而飞，令人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