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有幸的是，当年艾群密集的采访中，我也曾有过身临其境的机会——其中几次是为数不多的“在场者”。

2014年上半年，艾群对学长曾尔恕教授专访，访谈地点在我退休以前的半间办公室里。除了采访者和受访者外，我是唯一的“在场者”，也因此，采访录里留存了我的“插话”。以下是艾群整理的曾尔恕教授的采访录（已经曾尔恕教授审核。部分文字和顺序略有调整）：

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就认识了杜汝缉先生，我们住在东城区黄米胡同8号（现在是美术馆后街，文革期间曾改名为“首创胡同”）。当时我父亲在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搬到了黄米胡同，杜先生也是从清华过来的，他当时是助教（白按：杜汝楫先生调入北京政法学院时已经是讲师了，之前曾任过助教。）。我父亲是政治系的主任。院系调整后清华的政治系解散了，那时我们就都搬家了。小孩们都很高兴，搬家了嘛，但是大人心里还是挺渺茫的，不知前途何在。

黄米胡同是个规整的王府的最后一个四合院子，有几道的门，才能进到里面的院子。杜先生家是正房，因为他的孩子多。我家和他家一壁之隔，在正院有一间房和他家挨着。除了外院有房外，杜先生家有三大间房子，他有两个儿子（都上了四中），三个女儿，夫人没有工作，长得很漂亮；广东人。家里还有一架钢琴，这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家庭里也是不多见的格局。杜先生酷爱音乐，每天高声放西洋的音乐，如贝多芬的……。他要求他的孩子每天练钢琴，夫人做指导。我也跟着练过最简单的乐曲。但是杜先生对孩子学习音乐逼得太紧，孩子反而逆反不愿意学习音乐。在那时杜先生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很开放很向往自由的人。他总是拿着一个烟斗，总爱找我父亲一起聊天，他们聊的基本上都是政治、形势等。

文化革命以后，杜先生的居住环境被颠覆了，一下子把他家赶到后院的一间永远不见阳光的房子里；不是什么正房，记得鲍尊汉还住过，是过去王府里面的仆人下人住的地方。还有一个煤棚被他改为居室，因为他的孩子多，一间黑暗的房子根本住不下。原来的三间正房被学校的大师傅和一个老师两家分住了。我家的房子外院的一排房被工友占了一些。那时候杜先生家的钢琴卖了，我家还从他家买了一个挺大的书架。整个变了。杜先生早年是右派，文革来了，他是地富反坏右一类的文革对象，他的夫人在街道工厂工作。他的儿子是四中的学生很背叛，有一次在家里拿着皮带等着杜先生回来，他夫人赶紧打公用电话给杜先生，让他别回家，这些我也是事后听别人讲的（文革后儿子向父亲道歉了。）。家里遭到这么大的劫难，后来夫人精神上受到了刺激。杜先生一直不离不弃，一生陪伴，形影不离。只要看见第一个人就能看见第二个人，对家庭对爱情始终忠诚。大女儿到东北插队，有才华。文革期间杜先生和大女儿一起翻译《双城记》，文笔好，家学好，后来精神也出了问题……，他家在文革期间受到重创。

文革后我和杜先生的接触是我翻译文章，让杜先生看给我改，发表在学校的一个杂志上，有关宪法和战争的文章；他让我加入政治学会，填表。后来他知道清华要恢复文科，他们都兴高采烈的传递消息，但后来没有了消息。

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1989年。他已经要动身了，我在校门口见到他，他很关心学生、关心国家的动向。

落实政策给他们老教授在校内两套房子。他喜欢音乐，文革没有处理掉的可能就是唱片机了，立式的，在家里仍然放音乐。他始终是一个崇尚自由的人，尽管受到生活的重创但是他的高尚的生活追求始终存在。后来听说在美国生活的并不舒展，据说夫人还做过家务。

杜先生喜欢拿着烟斗，围着围脖，还喜欢带老头帽。喜欢穿中式的衣服。我们前面住的戴克光。我的音乐启蒙老师是杜先生。我们的院子，真像红楼梦里面的，有走廊，就差画梁了；没有人私搭乱建，还住着北大的两个教师。我家有六间房，他家的房子高大。生炉子糊窗户纸。他家孩子多，冬天穿的像小圆球似的厚，脸上抹的凡士林油。吃的质量不算高，但是营养够，买大骨头做汤，熬白菜做片汤；孩子多生活不算富裕，但是营养充分，精神生活要求高。对孩子的熏陶使得他们都挺出色，上的都是好学校，最后留学，就是基础打得特别好。杜先生之前一天没出过国，但是生活方式很西化。

我觉得杜先生在学校里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白晟：不光是他，高级知识分子有一个算一个），他打成右派，对他打击挺大。我（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他是导师，我写的有关言论自由的，他说我答辩的比论文写的还好（白晟：他有些像金岳霖，从政治转到哲学，极聪明！）。那时候如政治学会很规矩，要有一定的学术要求，不像现在拉谁进去。（白晟：老清华政治学要求严起点高，出一个是一个。）

我家在文革时被抄家，后来返还的很少。杜先生家也被抄，但实际上他家没有什么东西，虽然三大间屋子，很清贫的，穿的吃的都很一般，就剩下那架钢琴了。文革的时候，钢琴就没有了，不知哪去了，因为只剩下一间房子，没地方搁钢琴了。人都没地方住，都住煤棚去了。夫人会弹钢琴，所以在琴瑟方面他俩心心相通，互相欣赏的，我想。钢琴是他家最豪华的东西了。（有精神追求，不然怎么会写苏格拉底？白晟语）杜先生放的音乐总是那种特别激昂的，整个院子都能听见；他沉浸在音乐里面，比如贝多芬，能在清贫的生活里面追求精神的东西，真的是有境界！《命运》是经常放的。他从清华过来，没有被重视被用起来，只有在音乐世界里面能勾起他的雄心壮志，在精神上和苏格拉底对话，进行深度的思考，在这些方面有他的精神寄托。音乐本身也是高度抽象的，哲学逻辑和音乐都是有呼应的，都属于精神生活。约84年前后搬过来。文革，教授的房子让工友占住了。文革是教授被歧视，原来是多么的高傲，带胸牌，剃头。在胡同里的时候，常常听说这个自杀了，那个死了的消息。虽然如此，他们对国家的命运前途还是非常关心的，所以他们经常为清华恢复文科而互相传递消息。总理逝世的时候，我父亲和我一起去天安门抄诗。以前上班，自己挤公交车，我爸经常炫耀挤车如何有技巧。我曾在北太平庄见过钱端升一次，父亲介绍我，我和钱端升握了一次手，感觉就是他的手特别柔软。黄米胡同已经面目全非了，曲廊都封上变成房子了，以前进了大门右手边有一棵巨大的臭椿树，两人合抱，左边有一棵榕树，再进去上台阶再下台阶，又有一个门楼，一个院子，再进一个门才进到杜先生家，整个院落很规整的，院子里面有枣树好几棵，杜先生家门前左右各一棵大海棠树，一到秋收的季节，每家拿着脸盆，分到很多海棠和枣，一盆一盆的，杜先生家门正对着是一个大花坛，其中的美人蕉到放学和放幼儿园的时候，孩子们站在花坛上表演，特别高兴；过年的时候，小孩子打着灯笼，左转右转在院子里，捉迷藏。后院，也就是杜先生后来住的煤棚子的院子有一个特别大的桑树，我们爬到树上，躺在树干上吃桑仁。牛排子胡同，黄米胡同8号院实际上是一个几进的王府大院，我们的院子是最后一个。房子好到什么程度？院子有地窨子，比一个人还深的程度，如果要修水管子，掀开砖头就能下去；唐山地震的时候，房上的瓦片掉了几块，其他的一点没事。可是现在再去看看，以前好的印象都没有了，破烂房子。记得一个老人叫老钮，曾经给故宫看过大门，后来给政法学院这个院子看门，老到不行了，就要上吊自杀，觉得没有意思。我妈妈发现了，把绳子接下来，以后经常给他送些吃的，想起来真是沧桑呀！后来我家外院的房子曾经被两家工友住着，戴克光家的房子更好，又高又大，里面的隔断是硬木花雕，漂亮极了；住的房子是地板，圆门。杜先生家给挤到一间小煤棚，冬天多冷呀！东西都分了，可能挺失望的，不想回来了……

2015年，年届92岁的方彦老师参加拙编《费青文集》首发式并发言，旁边是曾尔恕教授，艾群摄于现场

2014年3月28日，艾群前往花园路采访了时年91岁的方彦教授，我也是方彦亲属之外的唯一“在场者”。我请教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宪法教研室的老照片，艾群专门请教了杜汝楫的相关问题但没有整理访谈录。

当年向方彦老师请教的老照片（翻拍自《雷洁琼文集》），内有雷洁琼（前排左二）、严景耀（后排右一）、楼邦彦（后排右三）、方彦（后排左二）、鲁直（前排右二）等

以下是我根据访谈录音整理的方彦教授当年有关杜先生的口述：

杜汝楫人不错，真实，讲真话！清华大学过来的，教哲学，英文好，口语不太行。学校早期六个讲师之一：程筱鹤、朱奇武、杜汝楫、杨荣、方彦等，六级，工资156元。杜与钱端升关系不错，打成右派内情不详，之后和钱端升等搞翻译，翻译政治学丛书。对学校当年的空头政治有意见，有点孤僻，但学校有关部门不尊重他；是人才，没有发挥作用……

2014年与艾群共同采访方彦老师时向方老师请益，艾群摄

我曾多次采访方彦教授，受益于方彦教授超好的记忆力——甚至清楚记得1954年9月15日调入北京政法学院，从中获知了学校——特别是教研室——历史的若干细节。方彦教授出生于1923年，与杜汝楫先生可谓同时代人，更因方彦教授于2019年离世，艾群留存的方彦口述具有了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参见本博旧文里多篇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