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补读—以杜汝楫先生为重点(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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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需要说明的是,艾群对刘苏里和徐征的访谈都是在万圣书园。两年之后清华大学政治系对二人的访谈地点也在万圣书园。
《口述》照录了刘苏里1998年为杜汝辑先生撰写的颁奖辞:
正则基金理事会怀着崇敬的心情,将首届“正则学术促进奖”颁予一位客居海外的学者。他一生为学,却述而不作;一生足不出户,却以70高龄于80年代末突然离故土而去,远走他乡;他一生钟情思考,热爱智慧,却茫然于雅典城邦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一生追问古希腊民主制度,却于晚年驻足卡尔?波普的著作前,不知归途。杜汝楫先生于默默无闻中奉行着一位教师的天职,坚守教坛数十春秋,以身作则,教授学子为人为学的基本准则,要“为学不作媚时语”,要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考”。
……
正则基金决定将首届正则学术促进奖颁予杜汝楫先生,以表彰杜先生在传授知识与智慧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以及作为学者的令人敬重的伟大人格。
刘苏里也谈及杜先生对自己的直接影响:
杜先生是不群不党的人,他的这种性格至少对我可以说是某种激励,不妥协、不攀附、不拉关系、不为功利拉帮结派,看不上那些拉帮结派的人,杜先生公开说过看不上圈子。
刘苏里先生。艾群摄于2011年访谈期间
上述三位受访者均是杜先生1983年招收的政治学弟子。如果按照访谈时间顺序,第一位受访者是张桂琳教授——之后又扩展到其同窗。以下照录艾群整理过的张桂琳教授访谈实录(部分文字和顺序略有调整):
我是杜汝楫先生的第一届(政治学)硕士研究生。在来法大之前,我是北京大学83届哲学专业的本科生。1983年大四的时候我报考了北大西方伦理学专业的研究生,考试一共有六门科目,在最后一天考试的当口,我得了急性肠胃炎,没法完成考试。我虽然只考了五门科目,但总分和第二名就差了一点点,排在第三名,这个专业只招两名学生,我当然落选,正好法大来招生,我就被推荐过来。当时法大研究生院政治学专业刚好成立在即,错过当年的招生工作,就到北大来招生。当时我真不想来法大读研,之前我曾骑车来法大校园走了一圈,到处是沟沟坎坎,黄沙漫天,也没有图书馆,校园很小不说,的确不像个学校的样子,感到很失望。但是后来听说了杜汝楫这个人,学术和人品都不错,尤其在波普哲学上有研究和造诣,想想考研究生主要是考导师,这个导师还是很好的,我就来参加面试。在教学楼的二层,除了杜先生还有两三位老师给我们面试。杜先生在整个政治学界是元老级的,非常有名。本科的时候我不知道杜先生,那时没有互联网,大家都很封闭,后来转来以后才知道杜先生有名,是张奚若的学生,张是政治学的大师,杜先生比赵宝煦资格老。
入学时我们政治学有四个方向,政治学理论、国际政治、政治制度、西方政治思想史,我毫不犹豫地选了西方政治思想史。因为我来就是冲着杜先生来的,仰慕他的学问;其次,当时觉得自己是女生,历史研究是比较清静、高雅的学问。
杜先生思想睿智,学术渊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他的思想超前,到现在还是;最有分量和立得住的思想是事实和价值的二元论,在当时学界是全新的思想而且是有启蒙意义的思想。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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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卢梭,是他指导的,到处都有他的痕迹——从制度价值的二元角度去评析。好的导师是对学生选题的认知和把握,导师把握好选题是导师是不是跟着前沿走的标志,导师帮助定,有理论意义和创新的空间;其二是导师帮助把握论证的框架。这就是杜先生独特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式对每个研究生来说一生都是受益的。
对杜先生另一个深刻印象是,他作为导师很真,授课十分投入,激情洋溢,甚至捶胸顿足;因心脏不好,几次授课太激动出现晕厥,同学们把他搀扶回家。课下交流也一样,用现在的一种说法是从来不装!杜先生是一位本色的老先生!
杜先生是法大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学科创始人!
张桂琳教授于1987年在《政法论坛》发表了《卢梭自然法论新探》一文,应该是其毕业论文的修订版。其文曰:
卢梭的“自然人”、“自然状态”具有多重性质:既是假设状态,又是事实状态,又是价值标准。在这里,卢梭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把事实与价值相混淆的错误,而导致了理论上的基本矛盾。为了“启蒙”,为了对现实的批判和理想的追求,他不惜牺牲历史的真实本是可以理解的。但无论如何不应该违反逻辑的一致性,即明知是假设,又当作事实,并执意从虚假事实推出“应该”。
张桂琳论文翻拍件
查阅论文脚注,既有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也有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杜先生的影响显而易见。
耐人寻味的是,杜先生在其唯一的对先师的回忆文章《怀念尊敬的张奚若老师》里写道:
他是一位热烈的民主主义者,他对卢梭的推崇和对黑袼尔的批评是明显的。他在讲述卢梭的政治思想时,简直是眉飞色舞,热情洋溢,大段大段地朗读卢梭著作中的警句。
书影
其中对卢梭的关注与对黑格尔的批判何其相似乃尔?!
中国三代政治学学者持续关注卢梭的理论,本身就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学术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