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牟乃祚不仅与傅任敢、曾炳钧是《认识周报》的主要编辑和主要作者，三人还都是“青年励志会”的会员，因此可以推想，当年应该过从较密。

“青年励志会”1931年合影，曾公与好友汤象龙、牟永锡、杨西孟、刘心铨等均在列

樊弘——曾任北大经济系主任，其时钱端升任法学院院长、费青任法律系主任、王铁崖任政治系主任——当年撰有专文《什么是青年励志会》：

什么是青年励志会？他究竟是不是个学会？不是；因为学会的目的，只在知，只在格物而穷其理。然而青年励志会，则除了知，除了格物而穷其理外，还重在行，重在据理应用。换句话说，就是，青年励志会的目的，不仅在想把社会上的现象，缩小成为一模型，使他得在实验室里备研究。他并把这实验室的模样设法放大，成为一种制度，而把他在社会上去应用。所以单把青年励志会解释成为一种学会，这是只能青年励志会本身的一部分。

那末，青年励志会又是不是个政党？不是；因为政党的目的，大部是在行，是在据理应用。然而青年励志会，则除了行，除了据理应用，还重在知，重在即物穷理。换句话说，就是青年励志会的目的，不仅在把现存的学理，或时髦的主义，搬到社会上去应用，而还想把社会上现存的学理，或时髦的主义，搬到图书馆里去研究。所以单把青年励志会解释成为一种政党，这也是错认了青年励志会的本体。

然则青年励志会究竟是个什么团体呢？试问他是不是个兄弟会。因为在如今社会上，原有三种私法上的集社；第一是学会，第二是政党，第三是兄弟会。现在据你说来，青年励志会既不是学会，又不是政党，岂不是一种纯粹的弟兄团体，如像桃园三结义吗？不是，因为弟兄团体的目的，止于感情，止于维持弟兄的利益。然而青年励志会，则除了相当的注重会员间的感情友谊和利益外，还要注重理智，注重公民义务，和注重国家权利。换句话说，就是青年励志会的目的，并不在盲目的结合一批哥老会式的朋友，一不管他们的知识，二不管他们的道德，而仅以一点“换谱”“吃血酒”“或加上一个什么会什么社的关系”，便不惜牺牲一切以为他们的权位努力。因为青年励志会的重要使命，乃是想把这些业曾订个交换个谱吃个血酒或共同的顶戴过什么会什么社的会友，首先的匡以理智，绳以主义，辅以德行，固以感情，而使他们成为改造中华民国及改造世界的德高智高才高的青年。

    樊文翻拍件

综合“青年励志会”及《申报》等信息，牟乃祚毕业后留校——其时已改为理学院心理学系，后赴德国留学，专修生物学。牟乃祚英年早逝，资料很少。但家乡山东没有忘记他：

  牟永锡（1907-1939．5），原名牟乃祚。生物学博士。日照大岭南头村人。1920年随家至济南，高小毕业后以第一名考入济南一中。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心理学系。1930年毕业，获学士学位留校任助教。1932年11月，赴德国波恩大学攻读动物学和生物学。1937年11月24日，以优异成绩获生物学博士学位。之后，曾到英、法等国考察，两国的一些学校和科研机构欲以高薪聘任，都被他谢绝。在学习和考察期间，他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抽出大量时问研究社会，探寻中华民族的强盛之路，并决心以己所学报效祖国。1938年冬住院养病期间，写成《我所见》一书。在书中，他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观察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相结合，提出了抗战救国、振兴中华民族的多项见解。该书于1941年在重庆出版。

    1939年4月底，牟永锡回到祖国，因病情恶化，5月8日逝世。

（见临沂市人民政府主修、临沂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临沂地区志（下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

就在获博士学位前不久，牟乃祚在《经世》发表了一篇《我們亟需一套新道德标准》，拳拳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一 从铲除贪污说起

……欲达以名为治之境，欲社会一般人皆有是非善恶之辨，我们需要一套新的道德标准。——何者为是，何者为非；何者应重视，何者没关系，何者该铲除，皆当考量严密，树为准则，如法律然，夫然后方可以法绳，夫然后方可以名教。

二 道德与法律标准

……我们要相信所谓道德，只是社会产物，所谓“善”是相对的，是时代的函数，是环境的函数。

何谓相对的：如己外无物，则无所谓“善”。鲁滨逊居留海岛，独往独来，饥餐渴饮，晨兴夜寐，有造物之无尽藏，可资取不尽而用不竭，不但亲亲仁民无可能，便盗窃、凶杀的罪名也都不能成立。那时的鲁滨逊是一位超善恶的“超人”，何以故，因除了他自己之外，再无别人会受他的影响故。又如我国人晚饭或七时吃，或八时吃，可随我意去，无所谓善不善。但如与一位朋友相约，则我必须准时到，不准时到便是不善，因为有人会受到我那迟到的坏影响故。

……至若昨所谓善，今或为不善焉，比之于“美”，有如“时装”更遍地俯拾皆是例子。如以法国大革命时的“自由”，与今日德国国社党眼光中的自由相比，曩为至高无上之“善”，今则为值得嗤之以鼻的怪名。中国前一代的母亲，以逼着女儿缠小两足为“慈”，今则无人肯将“慈”字如此去用。再举个大一点的例：革命为青年所乐道，动辄以革命的或不革命的为衡量人事的善恶标尺，即在苏俄，十年前的“世界革命”与今日的“世界革命”相比，其其善恶价值，总有点变了吧。

……故“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应随时随地实行。

……在一个时代中社会有了标准为衡人之具，人与人间有了一点标准为责善弃恶之资，青年有了遵循之路。待标准既立，然后以名为治才有可能。不然，公说公理，婆说婆理，有的人老在抱着文周孔孟的字眼儿咀嚼，有的人则倡为“做事不妨要钱”之论，各道其所道，德其所德，而道德失其用矣。现在的中国正表示一个混乱的情形，正是亟需重新厘定善恶新标准的时候。

三 新道德标准刍议（略）

四 新道德标准之推行

……曾为瞿菊农先生一言之，后便搁置，却未放弃。

……去岁读潘光旦先生《国难与教育的忏悔》一文所偏重在个人的修养方面，要亦在纠正以往之错误，而注重品性之陶冶。

……

     牟文翻拍件

无独有偶，前引傅任敢文也都述及业师瞿菊农和清华学长潘光旦。

关于潘光旦先生，其弟子费孝通晚年有深情追忆，在此摘录几段文字如下：

接到参加纪念潘光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的通知，我就开始想该怎么讲，花了很多时间。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在想这个问题。在这个会上，怎么表达我的心情呢?想了很多，也确实有很多话可以讲讲。可是我来开会之前，我的女儿对我说：不要讲得太激动，不要讲得太多。我马上就到九十岁了，到了这个年龄的人不宜太激动。可是今天这个场合，要不激动很不容易。我同潘先生的关系，很多人都知道。我同他接触之多，关系之深，大概除了他的女儿之外就轮到我了。从时间上看，我同潘先生的接触要比他有的女儿还要长一些。小三出生之前，我已经和潘先生有接触了。我们是在上海认识的，时间是一九三〇年之前，早于我来北京上学的时间。后来，在清华大学，我和潘先生住得很近，是邻舍。到了民族学院，住得更近了。有一个时期，我们几乎是天天见面，一直在一起，可以说是生死与共，荣辱与共，联在一起，分不开了。这一段历史很长，我要是放开讲，可以讲上半天。

费孝通夫妇与业师潘光旦（右二）、吴文藻（右一），翻拍自《老来依然一书生》画册

昨天晚上我还在想，要讲潘先生，关键问题在哪里?我觉得，关键是要看到两代人的差距。在我和潘先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两代人之间的差距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同潘先生的差距很清楚，我同下一代的差距也很清楚。差在哪儿昵?我想说，最关键的差距是在怎么做人。做法不同，看法不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才能觉得过得去?不是人家说你过得去，而是自己觉得过得去。这一点，在两代知识分子之间差别很大。潘先生这一代和我这一代就差得很远。他是个好老师，我不是个好学生，没有学到他的很多东西。

潘先生这一代人的一个特点，是懂得孔子讲的一个字：己，推己及人的己。懂得什么叫做“己”，这个特点很厉害。己这个字，要讲清楚很难，但这是同人打交道、做事情的基础。归根到底，要懂得这个字。在社会上，人同别人之间的关系里边，有一个“己”字。怎么对待自己，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首先是个“吾”，是“己”。在英文里讲，是“self”，不是“me”，也不是“I”。弄清楚这个“self”是怎么样，该怎么样，是个最基本的问题。可是现在的人大概想不到这个问题了。很多人倒是天天都在那里为自己想办法，为自己做事情，但是他并不认识自己，不知道应当把自己放在什么地方。

 潘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很清楚。他们对于怎么做人才对得起自己很清楚，对于推己及人立身处世也很清楚。不是潘先生一个人，而是这一代的很多人，都是这样。他们首先是从己做起，要对得起自己。怎么才算对得起呢?不是去争一个好的名誉，不是去追求一个好看的面子。这是不难做到的。可是要真正对得起自己，不是对付别人，这一点很难做到。考虑一个事情，首先想的是怎么对得起自己，而不是做给别人看，这可以说是从“己”里边推出来的一种做人的境界。

这样的境界，我认为是好的。怎么个好法，很难说清楚。如果潘先生还在世的话，我又该去问他了。在我和潘先生交往的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我把他当成活字典。我碰到不懂的问题，不去查字典，而是去问他。假定他今天还在，我会问，这个“己”字典出在哪儿?在儒家学说里边，这个世界的关键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它提出“推己及人”?“一日三省吾身”是要想什么?人在社会上怎样塑造自己才对得起自己?潘先生在清华大学开过课，专门讲儒家的思想。我那时候在研究院，不去上课，没有去听。后来我想找到他讲课的时候别人记录下来的笔记。新加坡一个朋友叫郑安仑，听过潘先生的课。我要来了郑安仑的课堂笔记，可是他记得不清楚。我后来想，其实不用去看潘先生讲了些什么，他在一生中就是那么去做的。他一生的做人做事，就是儒家思想的一个典型表现。他不光是讲，更重要的是在做。他把儒家思想在自己的生活中表现了出来，体现了儒家主张的道理。

 ……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看人看我”，意思是讲我看人家怎么看我。潘先生同我的一个不同，是他自己能清楚地看待自己。我这一代人可以想到，要在人家眼里做个好人，在做人的问题上要个面子。现在下一代人要不要这个面子已经是个问题了。我这一代人还是要这个面子，所以很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这一点很难做到。这个问题很深，我的力量不够，讲不清楚，只是还可以体会得到。我这一代人还可以体会到有这个问题存在。

 ……潘先生已经做出来了。不管上下左右，朋友也好、保姆也好，都说他好，是个好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怎么对人，知道推己及人。他真正做到了推己及人。一事当前，先想想，这样对人好不好呢?那就先假定放在自己身上，体会一下心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今天讲潘先生，主要先讲这一点。我想这一点会得到大家的赞同，因此可以推广出去，促使更多的人这么去想、这么去做……

要想找到自己，办法是要知道自己。不能知己，就无从“推己”。不能推己，如何“及人”?儒家不光讲“推己及人”，而且讲“一以贯之”，潘先生是做到了的。我想，潘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在这个方面达到的境界，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现在，怎么做人的问题，学校里不讲，家里也不讲。我们今天纪念潘先生因此很有意义。怎么做人，他实际做了出来。我作为学生，受潘先生的影响很深。我的政治生命、学术生命，可以说和潘先生是分不开的。我是跟着他走的。可是，我没有跟到关键上。直到现在，我才更清楚地体会到我和他的差距。在思考这个差距的过程中，我抓住了一个做人的问题，作为差距的关键。我同上一代人的差距有多大，我正在想。下一代人同我的差距有多大，也可以对照一下。通过比较，就可以明白上一代人里边为什么有那么多大家公认的好人。

 潘先生这一代人不为名、不为利，觉得一心为社会做事情才对得起自己。他们有名气，是人家给他们的，不是自己争取的。他们写文章也不是为了面子，不是做给人家看的，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这是他们自己的“己”之所需。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受些启发，多用点脑筋，多懂得一点“己”字，也许就可以多懂得一点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有一种超越自己的力量。有些文章说潘先生“含冤而死”，可是事实上他没有觉得冤。这一点很了不起。他看得很透，懂得这是历史的必然。……潘先生是死在我身上的，他确实没有抱怨，没有感到冤，这一点我体会得到。他的人格不是一般的高。我们很难学到。造成他的人格和境界的根本，我认为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推己及人。

(1999年10月）

   （转引自《费孝通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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