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因研读费青先生，我对费青先生胞弟费孝通先生也略有阅读。此次研读牟永锡过程中，屡次读到费孝通业师的信息，实属意外之喜。

牟氏《从猴子的性活动看人类社会》一文发表于《认识周报》。其文曰：

……Malinnowski博士，著了一本书，是关于人类社会组织之起源的。他用了动物界的事实作证，证明（一）人类有一种特殊的性心理，是与其他一切哺乳动物大不同的一点；（二）人类之有家庭组织，而不像其他动物之杂交，也是人类得自遗传的。他于是就用这两点来说明人类社会的组织与文化的发展。其实这是不合于事实的；这就是Miller先生作这篇文章的动机，因为他看出马氏的两个假定，可以说完全错误。

他先说人类的特殊性心理这点。……他举了十几个人研究观察的结果，来证明至少猴类的性活动，和人类相差不远。

……从这件事情上看起来，我们至少可以承认交尾期之不存在，实不是人类所独有的现象，那末马氏的立足点根本动摇，而人类社会组织导源于人类的特殊性心理说，也可以不攻自破。

关于第二点，马氏说在最初的人类中是否有杂交现象是不很重要的；因为他不承认动物中有什么“群聚的本能”……

最后，Miller先生总起来说：

（一） 人类并没有一种特殊的性心理。

（二） 猴类中群聚生活和杂交的现象，多数曾影响于近日所存在的人类社会的组织。

（三） 人类社会组织，是将别种猴类的群聚生活状况，加以部分的改变，以使适合于人类的活动。

（四） 这种改变之迟早，不关重要。其原因大致有两种：（一）是一种新的趋势——有相爱悦的情绪，以使一男一女有永久结合之发展；（二）是身体的变化，以使男女媾和，可以以一方（男）的强力而实现。加之以男子占有欲（妻子）之发展，人类社会家庭等的组织，才能够发生。

Miller先生对于人类社会组织的新解，是否能为一般人所公认，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他对于Malinnowski的批评，我们实在无疵可指。他的证据是取自许多人的研究和观察的报告，这不先比我们普通观察靠得住一些？至于他的态度，更不是那一种“自大狂”患者所能有，这一点想读者已自领会得了。

牟文翻拍件

费孝通在其1947年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名著《生育制度》开篇就坦言：

我在这里将接受B.马林诺夫斯基（B.Malinnowski）在《文化论》一书中给社会制度的定义。

     书影

如果我的理解无误，费氏文中的马林诺夫斯基与牟文提及的Malinnowski应该是一个人。经由费氏阅读马林诺夫斯基，所得印象不同于牟文中的Malinnowski。

费孝通先生就读清华社会学系硕士时导师为史禄国先生，之后赴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成为马林诺斯基的关门弟子！马氏还为费孝通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撰写了激情洋溢的序言。佳作不忍独享，在此恭录部分文字如下：

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经济》——译注）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

此外，此书虽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然而它并不满足于复述静止的过去。它有意识地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作者在科学研究中勇于抛弃一切学院式的装腔作势。他充分认识到，要正确地解决实际困难，知识是必不可少的。费博士看到了科学的价值在于真正为人类服务。对此，科学确实经受着严峻的考验。真理能够解决问题，因为真理不是别的而是人对真正事实和力量的实事求是。当学者被迫以事实和信念去迎合一个权威的教义需要时，科学便被出卖了。在欧洲某些国家里就有这种情况。

……我们的现代文明，目前可能正面临着最终的毁灭。我们只注意机械工程中使用最合格的专家。但在政治、社会和道德力量控制力面，我们欧洲人越来越依从于疯子、狂人和歹徒。在界线的一边正越来越多地责备着那种个人随心所欲，毫无责任感或毫无恪守信义的道德义务的倾向，而在另一边我们尽管仍然可以在财富、权力和实力上具有压倒的优势，近数年来却始终不断地暴露出软弱、涣散以及对荣誉对所负的神圣义务的忽视。

我怀着十分钦佩的心情阅读了费博士那明确的令人信服的论点和生动翔实的描写，时感令人嫉妒。他书中所表露的很多箴言和原则，也是我过去在相当一段时间所主张和宣扬的，但可惜我自己却没有机会去实践它。

……约两年前，当我接待了燕京大学杰出的中国社会学家吴文藻教授来访，感到极大的欣慰，从他那里得知，中国社会学界已独立自发地组织起一场对文化变迁和应用人类学的真正问题进行学术上的攻关。这一学术进攻表达了我梦霖以求的愿望。

吴教授和他所培育的年轻学者首先认识到，为了解他们的伟大祖的文明并使其他的人理解它，他们需要去阅读中国人生活这本公开的本，并理解中国人在现实中怎样思考的。正因为那个国家有着最悠久的没有断过的传统，要理解中国历史还必须从认识中国的今天开始。这种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于现代中国学者和欧洲的一些汉学家所进行以文字记载为依据的重要历史工作，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补充。研究历史可以把遥远过去的考古遗迹和最早的记载作为起点，推向后世；同样，亦可把现状作为活的历史，来追溯过去。两种方法互为补充，须同时使用。

……我已得到允许，引述E·丹尼森·罗斯爵士在读了该书手稿以后的段话，他阐明了该书在科学文献中的地位：“我认为这篇论文是相当特殊的。据我所知，没有其他作品能够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我们曾经有过统计报告、经济研究和地方色彩浓厚的小说—但我未曾发现有一本书能够回答好奇的陌生人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这里所说的“好奇的陌生人”就是丹尼森·罗斯爵士，他恰是一个科学家、历史学家和世界知名的东方学专家。

……在这一章和其他很多章节的论据中，我们能够发现著者的道德品质，请允许我强调提出这一点，虽然这本书是一个中国人写给西方读者看的，文字中没有特殊的辩护或自宥的流露。相反倒是一种批评和自无批评……

作者的一切观察所具有的特征是，态度尊严、超脱、没有偏见。当今一个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有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本书中未发现这种迹象。事实上，通过我个人同费博士和他同事的交往，我不得不羡慕他们不持民族偏见和民族仇恨——我们欧洲人能够从这样一种道德态度上学到大量的东西。看来中国人是能够区别民族和政治制度的。日本作为一个民族来说，他们对它甚至不怀恨。在本书第一页上，作者提到这个侵略国，冷静地评价它的作用在于迫使中国建立起一条统一战线并调整它的某些基本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从而巩固了中国。我们所了解、评价，甚至逐渐依恋的那个村庄，现在可能已被破坏。我们只得响应作者预言式的愿望：在这个村庄和其他许多村庄的废虚中，“内部冲突和耗费巨大的斗争最后必将终止”，“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出现在这个废墟之上”。

      1938年10月15日于伦敦大学人类学系

1995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设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请费孝通讲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论。彼时已是84岁的费氏显然动了真情，居然一口气写了长达约三万字的讲稿，成为其晚年“补课”——重读业师潘光旦、吴文藻、杨再道和派克、史禄国、马林诺夫斯基（也译为马林诺斯基）——的重要内容。在此恭录部分文字如下：

……我曾经在1936年到1938年在伦敦大学的LSE跟马林诺斯基学习过两年，在他手上得到我的社会人类学学位，似乎应当知道一点马老师关于文化的见解，可以把这些知识传给下一代。第三是我曾翻译过马林诺斯基著的《文化论》一书，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

     旧版书影

我虽则的确从马林诺斯基这位老师学到了许多东西，并贯彻在我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之中，但我绝不敢说对他这个榜样已经有充分的认识，和我对他的认识完全符合这个榜样的实际。因之我没有资格去讲“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论”，至多只能讲一点我对这位老师的文化论有什么体会。

要讲马老师的“文化论”特别不容易，因为他的写作习惯我是明白的，他对自己的每一本书稿总是要经过反复修改后才送出去出版。我多次进入过他的写作现场，看到满桌、甚至遍地堆满了正在进行修改的稿本。他对社会人类学的基本理论的框架和要点，早已成竹在胸，要是没有掌握成熟的理论，那就等于手上没有了研究的工具，也就不可能有像他那样做出过这样丰富和卓越的学术成果了。但这些他所熟练的研究工具，也就是他的理论，却一直在他的作坊里磨练，一遍遍地修改、提高，在他在世之日还没有完成达到能送出去刊印发行的工序。

……也许有人会发问，马老师既然在世之时没有出版过有关文化理论的专著，我所翻译的那本以他为原作者的《文化论》从何而来的呢？这里确有一段文字因缘。我在这本书的译序中已有交代，说明这是1936年年底马老师在伦敦宴别吴文藻老师时亲手赠送的一本尚未出版过的打印文稿。当时得到马老师的同意可以翻译成中文先在中国出版。1937年暑我到德国探望家兄费青并一起去巴登湖度假，我就利用旅游的暇刻开始翻译，随译随寄，供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老同学编辑的天津《益世报》每周一次的《社会研究》副刊发表。

我在这里提到这段往事，用意是在说明要全面介绍马老师有关文化的理论是一件还需要从头做起的研究课题。我的年纪已不容许我接受这个课题了。

……所以在这次演讲中我只能限于讲一点我对马老师文化理论的个人体会。作为这次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一段“开篇”或“引言”。

……他的名声也显赫一时，领尽了一代风骚。但是他的学术生命不长，而且尸骨未寒，批评低毁之声已弥漫各洲。大约20年后风尽尘落，他在社会人类学历史上的地位才取得定论。他不愧是推动这门学科更新换代的杰出名师，功不可灭。

……我这里还应当替我另一位我曾称之为“人不知而不韫”的史禄国老师，说句公道话。在时间上说也是几乎和马老师同时，史老师也正在西伯利亚通古斯人中进行实地调查，而且我认为他们两人虽则相隔万里，理论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尽管史老师不愿采用英语系统里功能学派这个名称。我这两位老师生平的遭遇如此之不同，使我内心更深刻地体会到“不能以名声论学人”这句话的意思。

……百闻不如一见。他有机会进入西太平洋的小岛上，住到土人们中间，和他们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他的感受却完全不同。他回头向前辈和同辈的学人类学的朋友们发出呼呼：“快从关闭的书斋里走出来，到人类学的田野里去吸一下清新的空气吧。”

经过在小岛上断续住了两年多，他写的《西太平洋航海者》给读者勾画出和《金枝》完全不同的一幅画面。在他笔下西太平洋小岛上的土人，尽管肤色、面貌、语言、举动果然不同于伦敦学府里的人士，但是他们在喜怒衰乐，爱恨信疑上却并无轩轾。如果你能像马老师那样进入当地土人社会的各种角色，你就会觉得这些老黑和我们当前的左邻右舍并无太大的区别。读了《金枝》我们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读了《西太平洋航海者》就会由衷地觉得四海之内，人同此心，都在过着人间相似的生活，甚至会感叹，人世何处是桃源？

……也许这些不同的感受不过是一些读者们不同的反应，但是这不同感受却画出了社会人类学前进了一代的杠杠。后来的人类学者不论怎样对马老师的理论有什么批评，但在他把后来的一代带进他所谓呼吸得到清新空气的实地调查，无不承认是他对社会人类学的功绩。

……我所体会马老师所说的理论，其意义就在它能对实地调查起着指导的作用，指导研究者去实事求是地了解人。这个“人”不仅是作为调查对象的具体的某一个地方的土人，而且是一个在英文里要大写的人，即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

……马老师要我们进入群众的生活中去看“文化”。他所见到的文化不是刊印在书上的关于文化的记载，而是群众的活动是他们活生生的生活的一部分，充满着有哭、有笑、有感情的举止言行，把文化回给了人的生活本身。这种看法上的转变，使社会人类学得到了新的生命。它成了一门充满着生气的科学，成为真正的人的科学，人类学。马老师在学术上的最重要贡献，也许就在这点上。

……但是也许正因为这些是我们日常习见的常识，常常会认为是当然的事，不去追问一个为什么了。如果要追问一下，又常会答不上来。马老师的文化论，或是社会人类学者要做的事，就是把我们生在其中而不知其中所以然的道理，作出个有系统的说明，结果会使在其中生活已久的人，恍然大悟，觉得原来如此这般的生活是有道理的。说是悟道似乎有点玄了。马老师所要讲明白的是经得起实证的道理，目的是在帮助我们去理解我们这个人文世界的实质、构成和变化的一般规律。如果明白了这一套道理，就可以掌握这套规律，对个人和群体的处世，也就容易适应和改造这个人文世界了。

……认定人基本上是个生物机体这是马老师固定不移的立场，所以我认为他是达尔文的传人未必为过。“功能说”是他朴实的文化论的出发点。朴实的文化论是从生物基础出发的。这是我接触马老师之后深刻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