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同样发表于《认识周报》，傅任敢的《中国优生问题：介绍潘著两种》（载12期）一文也值得细读。清华学长潘光旦著《中国之家庭问题》（新月书店版）和《人文生物学论丛》（新月书店版）均发表于1928年，傅文可谓最早的书评之一。

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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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录部分文字如下：

今之据论坛而议国事者，十九浮夸无实，不着痒处；怵于社会一时之病症，而昧于民族根本之病源。又以久受压迫，骤得解放；情感溃崩，奔突无所止；论事一凭幻想欲望，初无理智活动之余地。坊间新作虽多，可观者无几。而尤以社会书籍为尤然。潘君新作二种，颇能免此，因并论之。

《中国之家庭问题》已有相当介绍，大公报文副推重尤力。兹就个人直觉，述其可称者四端焉。

一曰优生之提倡。中国民族之根本大患本在民质之日退无已。社会现象之暂欠安定，文化程度之一时落后，均非可虑；可虑者国人才智体力在在远逊异族，虽存胜人之心，奈无胜人之可能何？中国民族如愿以澌灭自终则已，否则需要之急切，自救之初步，实无有过于优生之实施者矣。潘君本治优生学，兹著中国家庭问题，其所论列亦一依优生之观点。潘君自谓“家庭之效用既在维持种族之长久治安与演进，则其利害所关，不仅及于一时代之社群生活，亦且及于后世子孙之社群生活，一种社会组织之责任恐无有大于此者。读者如认可此，则请以人类演进之观点——即优生之观点——绳此次家庭问题之答案。”（P.112）故其论婚姻之解散也，坚决言之曰：“婚姻之举，不特为个人之‘终身大事’，亦为种族之‘终天’大事”。（P.236）又于论生育节别之不宜以经济能力而宜以社会身份为行否之标准曰：“诚以经济能力为重，而智力为轻，则数世之后，大腹贾与暴发户将为我华民族血统之正宗，而茫茫大地，将永无穷书生立锥之地；是岂青年有志之答案人之初愿哉！（P.258）”感慨之深，正与吾人有同感！潘君洞见民族之根本病源，故以优生学之立场论列家庭各种问题，又以家庭为实施优生学之最良场所，故其根本之假定为“家庭有相当之价值，但不无亟宜纠正之处。”（P.108）是书目的，全在此矣。

二曰主张之中正。大凡治学论事，其根本见解与态度均已准确者，其所主张，自亦大体中正可行。但以潘君之论事一依科学之立场，而常人之希望又每为情欲成见所驱遣；故其离乎时论之处，自无可怪。如论儿童不宜公育“不问子女之智力何若，体力何若，性质何若，悉数驱之入公育场所，……不加选择，亦不因人制宜，抑何其去个人主义之远也。”（P.274）；如论重婚问题，谓“子女之养护问题，前途已有保障者，则嫁亦可，不嫁亦可；否则以不嫁为宜。”（P.237）；如论男女教育之不宜一致，谓“男女之智力纵一致，而性情不一致，则于学问之兴会，造诣之途径，亦自不能一致；是两性教育不宜一律之根本原因也。”（P.302）又谓“一人任务之重大实无过于对于种族者，惟其重大，故教育之一大目的，应使受之者于婚姻生殖之事识所趋避，于婴儿孩提之保育，知所适从，而不复盲人骑瞎马，挟种族踏深渊于不自知也。”（P.304）；如论婚姻之目的，谓第一为良善子女之养育，第三始为浪漫生活与伴侣，谓事实上“浪漫生活一端似太受重视。”（P.134）因而深慨于“奈何教育成就已达大学程度，……反视子女为婚姻之次要目的，真是大惑不解！”；在貌为时髦之辈，醉心个人主义之辈，或且痛斥其为妄说，不知其皆有科学的根据与健全的立场也。

   ……

三曰研究之着实。近年谈社会科学者每拾西人成说，不懂本国情形，不明本国背景。甚者举例亦必纽约，遇事必查课本。此其浪费无聊，正非“轮过教育”“造粪机器”所可状其万一。国之论家庭问题者多矣，然而非拾西人学说，征引西方例证，生吞活剥以欺国人，即系凭空臆造，毫无根据。潘君此著始以问卷（Questionaire）之叙述，次以问卷结果之统计，终殿个人之意见。此种统计研究方法，西方之治社会科学者视若家常便饭，随时应用，而在我国则用之者殊少，用之而得当者尤不多睹。潘君此种著作方法完全正确，值得国人仿效。

   但于问卷本身，颇有可商榷之处。第一位答卷人数过少，共仅三一七人，女仅四四人，而江苏籍又占一四七人；似难代表一般意见。然而此系社会之责，不能责之潘君。……又如青年期者系指春情期发动至身体心理各均方已成熟之时为止；温带之人大概二十五岁左右即已成熟，故普通均以二十五岁为青年与非青年之界限，而潘君则“姑假定三十岁为青年与非青年人之界限”（P.21）此其分类，未免稍觉仓卒。

四曰研究之合乎秩序。此书首叙问题之意义，继之以实际之调查，再之以调查结果之分类，终之以结论，极深合乎研究之程序。国之作家多矣，芜杂为其通病，因特标明焉。

兹再略及《人文生物学论丛》以终是篇。

“此为作者五年来关于优生学及其他优生学相干而又不尽属优生学之短篇文字；前后凡十篇，以与优生学而甚相干之四篇合为上编，为其属优生学者六篇合为下篇。”上篇首论近代种族主义，“略叙七八十年来，自种族殊能之事实，而成种族差等之主义，而成种族相排斥之武断论与行动；其间所经之步骤及变迁。”（P.2）在作种族主义之历史的叙述，“目的不在批评。”次论武林游览所予作者对于中国北部人民移殖江南之观感。作者引用杭州式棺材与江南独异，杭人颜面特狭诸端，因而推想及于河南人移殖浙江问题，虽不足为结论，然其观察之独到，正堪表率也。又谓一地人才，非关山川之熏染而在分布之不匀；“环境之所及者，为人才之支配，与人才之选择，而于人才之生产无与焉。”（P.50）此其合理，远过梁任公之天地钟灵说矣。次于陈长衡之中国人口问题有所评驳。终论今日之性教育，痛斥张竞生之流之冒用科学，而隐刺之以夸大狂，其言至足玩味。

下编首为优生概论……下编最足启人深思者为作者与周建人关于西化东渐及中国之优生问题之讨论辩驳。潘君盖深信遗传重于环境，优生重于教育者，其于中国固有之观念及制度又“无非是一个谅字和一个允字。”终始持一“求谅察与求平估字（之？）态度”（P.178），故于中国固有文化不无体谅，谓科举制度，“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女子无才便是德”，“婚姻由父母主裁”等均有相当之天择作用，有相当之优生价值；而于西方之化择作用，深致忧虑，虑其压倒中国固有天择作用而又无所抵偿。实则西方化择作用之反乎优生，久为学者所公认；而中国固有观念及制度积久弊生，毫无适应今日文化之可能，今日新文化兴，攻之者尤力，潘君乃于此狂涛骇浪中为其“求谅”，似违人情，宜周君之辩驳也。周君所论，盖从社会经济伦理诸方面着笔者多，于严格之优生观点着笔者少。此种症结，仍在一则纯重优生之理论，过谅则弊之制度；一则怵于现实之惨像，明实际与理论之未见一致。故一则曰：中国既有观念及制度，“尚不无抵偿之影响。”一则曰：“这大概无论何人都不敢说中国民族现在是最强的民族罢，然则数千年来所行的合于优生的制度效果在哪里呢？”（P.220）

吾人统观潘君二著，于其以优生重兴中国民族之立场，实不能不表示十分之敬意。遗传与环境之争，终为程度问题，万无专重环境讳言遗传如行为主义者所持，或蔑弃环境专靠遗传如一般梦想家者之理。优生与遗传，要为改善人生之二大轮轴，未可偏废。而以中国民质退化之现状而论，则优生为尤根本。潘君一以优生之眼光立论，己人足供吾人之深省，而其自认“优生不能为万能灵丹”，尤足以执一般偏狭者之口也。

翻拍自《清风华影》。20世纪30年代在清华大学。前排左起：叶企孙、潘光旦、罗家伦、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后排左起：刘崇鋐、浦薛凤、陈岱孙、顾毓琇、沈履。

  潘光旦1922年留美预备部毕业，与闻一多、罗隆基、雷海宗等同学，曾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图书馆馆长等职。据我收藏的《费孝通文集》，潘氏是对费孝通一生影响巨大的业师之一——见氏著《一代良师》。

    翻拍自《清风华影》。1955年5月，潘光旦（左）、费孝通（右）在中央民族学院寓所前研究古籍中的少数民族问题，中为费夫人孟吟。（张祖道摄）

  查阅前引傅任敢《北京清华大学教育心理学系现状》一文，“课程详表”之“以教育学为主系之四年课程”中，“社会学”位列第二年必修、第三年选修。据此推断，傅任敢当年大概率所修课程为“以教育学为主系”——与“以心理学为主系”有别。上述引文证实，傅任敢主修、辅修之教育学、心理学之外，于所修课程社会学也有相当的学术敏锐和独到见解，这也证实曾公忆文里的“学习成绩优良”一语不是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