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寺寻踪(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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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关于敦煌壁画的中文文献,梁思成前引文有长篇考证和讨论,限于篇幅在此不赘。
有关佛光寺的历史,调查报告曰:
佛光寺相传是北魏孝文帝(公元471—499年)所创建的。佛光寺之名,见于传记者,在隋唐之际。有:
五台县昭果寺解脱禅师“隐五台南佛光寺四十余年…...永徽中(公元650——655年)卒”。(《续高僧传》卷二十六)
贞观中(公元627—649年),有明隐禅师者,“住佛光寺七年”,永徽二年(公元651年)代州都督把他找回来,纲领昭果寺的责任。(《续高僧传》卷二十五)
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法照禅师自衡山到五台,兴建大圣竹林寺,“到五台县,见佛光寺南白光数道”,曾经在这里住过。(《宋高僧传》卷二十一)
……关于佛光寺建筑事业之努力者,见于传记的有中唐以后的法兴和愿诚二位禅师。法兴禅师:
七岁出家……来寻圣迹,乐止林泉,隶名佛光寺。……即修功德,建三层七间弥勒大阁,高九十五尺。……台山海众,异舌同辞,请充山门都焉。太和二年(公元828年)……入灭。……建塔于寺西北一里所。(佛祖统记卷四十二)
以法兴入寂的年代推测,他建阁的年代当在元和(公元806—820年)长庆(公元821—824年)间。
那时佛光寺颇为兴盛,寺中的“祥瑞”竟能远达长安,传到宫廷里去。元庆元年:
河东节度使裴度奏五台佛光寺庆云见,文殊大士乘狮子于空中,从者万众。上遣使供万菩萨。是日复有庆云见于寺中。(《宋高僧传》卷二十七)
但此后二十余年,就遭遇会昌毁佛的灾难(公元845年),“五台诸僧多亡奔”,而佛光寺三层七间高九十五尺的弥勒大阁,及其他殿堂,大概都遭到破坏。
后来复兴这寺的功劳,应该归于愿诚。愿诚:
少慕空门,虽为官学生,已有息尘之志……礼行严为师……严称其“神情朗秀,宜于山中精勤效节”。……太和三年(公元829年)落发,五年具戒。无何,会昌中随例停留,惟诚志不动摇。及大中再崇释氏……遂乃重寻佛光寺,已从荒顿,发心次第新成。美声洋洋,闻于帝听,飚驰圣旨,云降紫衣……光启三年………寂然长往,建塔于寺之西北一里也。(《宋高僧传》卷二十七)
所谓“已从荒顿,发心次第新成”,则今天的单层七间佛殿,必然是他就弥勒大阁的旧址上建立的。就全寺的地势说来,唯有现在佛殿所在的地位适宜于建阁,且间数都是七间,其利用旧基,更属可能。今天佛殿门内的南侧,面对着佛坛跌坐的等身像,想就是愿诚的写真塑像。假定他受戒的时候(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年约十五六岁,以七十许之高龄(光启三年,公元887年)入寂,则建殿的时候(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他年当在四十左右。这像所表现的年龄与此相符,想当是他中年的像。
借自网上
佛殿梁下唐人题字,列举建殿时当地官长和施主的姓名,也是关于这座殿的重要史料。其中最令人注意的莫如“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图15),这姓名也见于殿前大中十一年的经幢,称为“佛殿主”,想就是出资建殿的施主。按理立幢应在殿成之后,因以推定殿之完成应当就在这年,而其兴工当较此早几年,但亦当在大中二年“复法”,愿诚“重寻佛光寺”以后。佛坛南端天王的旁边有一座等身信女像;敦煌壁画或画卷里也常有供养者侍坐画隅的例子,因此我们推定这就是供养者“女弟子宁公遇”的塑像。
梁文附图
……当心间南一缝梁底写着:“敕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检校部工尚书兼御史大夫郑”。按《旧唐书?宣宗本纪》,大中九年九月:
昭义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兼洛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郑涓,检校刑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御史大夫,充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
所列这些职衔,除刑部及礼部尚书与梁底所书工部尚书(误作部工尚书)不符外,其余都没有出入,其为郑涓始无可疑的。郑涓任这职位到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始为毕诚所代,与殿之建造年代是相符合的。刑部尚书作工部尚书或者是执笔人李行儒知之未详,“工部”颠倒为“部工”,也颇为有趣。毕诚在新旧唐书均有传,郑涓的姓名则仅见于本纪而已。
……“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是最为煊赫的一个角色。唐自中叶以后,宦官专权。鱼朝恩以观军容使进而专统神策军,吐蕃两次进犯长安,鱼朝恩都以神策军平定了大局,从此以后神策军就常以宦官为统帅。贞元中,特置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宦官充任,时号为“两军中尉”。此后中尉就掌握了天下大权,皇帝的废立,也都由他决定。这个“功德主”大概就是元和长庆间的宦官王守澄。王守澄在元和年间监徐州军。宪宗李纯暴卒,事实上是王守澄与陈弘志所杀,他们又杀了灃王恽而立穆宗李恒。等到刘克明杀了敬宗李湛,王守澄又杀了刘克明,另立文宗李昂;不久王守澄就被任命为疆骑大将军,充右军中尉,李昂因为元和的逆罪未讨,所以用郑注、李训的计谋,提升仇士良为左军中尉,以分王守澄之权。到了太和元年(公元827年)就派了一个太监到他家里,赐以酖酒杀了他,但仍赐扬州大都督的头衔。郑注、李训本来计划将宦官一网打尽,原拟借送王守澄殡葬为名,选壮士为亲兵,趁着宦官集送而尽杀之。后来李训又恐事成之后,郑注专有其功,所以中途变计,另出甘露之谋,酿成巨变,此后宦官的势力反而更器张了。殿之建立,上距王守澄之死刚刚三十年,故称“故”右军中尉。我们推定这个“功德主”就是王守澄,大概不致错误。
……“佛殿主”宁公遇出资兴建此殿,而受她的好处的“功德主”则是王、元两太监,可知宁公遇与当时宦官的关系必然颇深,而且宁与王的姓名同列在一梁上,或者与王的关系尤密。
考唐代的阉官多有娶“妻”的,如高力士娶吕玄晤女,李辅国娶元擢女,见于史籍。然则宁公遇或者就是王守澄的“妻”或“养女”,至少也是深受王在世的时候的恩宠的。所谓“上都送供”则宁公遇本人身在上都(长安),而将财资兴建此殿,并将像送此供养,宁公遇曾否亲至佛光寺,就无从考证了……
另据前引莫宗江口述:
法国伯希和拍的《敦煌图录》,我们用的是北京图书馆(按:时称国立北平图书馆,后文同)的《敦煌图录》。当时我们条件好,北京图书馆馆长——当时的——也是营造学社的理事,所以,我们借北京图书馆的书很容易,北京图书馆给了营造学社一个研究室,研究室在内部借书,不需要通过外头,直接到仓库里,写个条就调到研究室来了。
仅就营建方面的中国历史和文献而言,营造学社作为彼时的民营学术机构,有如此出众的研究水准和研究条件,国外不论,恐怕国内——包括当年各大学——也难以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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