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回到梁思成的调查报告，其严谨、平实的文字背后蕴含着丰富的中西学养和知识积累。调查报告明确提及了敦煌壁画：

敦煌石室壁画宋绘五台山图中有“大佛光之寺”（敦煌第六一号窟）。寺当时即得描影于数千里沙漠之外，其为唐宋时代五台的名刹，因此也可以推想了。

敦煌第61窟主室内景，引自敦煌研究院编《敦煌壁画五台山图》（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

文字见图，引自敦煌研究院编《敦煌壁画五台山图》（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

1951年，梁思成应常书鸿之约，撰写了《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以下简称《敦煌》），再次提及敦煌壁画——特别是第61窟——对佛光寺发现的影响：

唐末木构实物，我们所知只有一处。1937年6月，中国营造学社的一个调查队，是以第六一窟的“五台山图”作为“旅行指南”，在南台外豆村附近“发现”了至今仍是国内已知的唯一的唐朝木建筑——佛光寺（图签称“大佛光之寺”）的正殿（图三）。

原文附图

《敦煌》论述了敦煌壁画与佛光寺的特殊关系：

当时我们研究佛光寺，（按：原文为顿号，以其文意斗胆改为逗号。）敦煌壁画是我们比较对照的主要资料；现在返过来以敦煌为主题，则佛光寺正殿又是我们不可缺少的对照资料了。

《敦煌》对于敦煌壁画这一“次于实物的最好的、最忠实的、最可贵的资料”给予高度评价：

敦煌壁画给了我们充分的资料，不但充实了我们得自云冈、天龙山、响堂山等石窟的对于魏、齐、隋建筑的一知半解，且衔接着更古更少的汉晋诸國和墓室给我们补充资料；下面也正好与我们所知的唐末宋初实物可以互相参证；供给我们一系列建筑式样在演变过程中的实例。它们填补了中国建筑史中重要的一章，它们为我们对中国建筑传统的知识接上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再往前溯，最迟在1932年，梁思成就开始了对敦煌壁画的研究，发表于《汇刊》的《伯希和先生关于敦煌建筑的一封信》就是明证：

  伯希和先生Paul Pelliet敦煌图录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第七图上有照片一张，题曰“初游千佛洞”（Premiére Visiteau Ts' ien-fo-tong）（第一图）。这照片的上左方，有木质建筑一角，是窟前的檐廊；虽只一角，却可以看出简单雄大的斗栱，八角形的柱，抹灰的墙，阑额下用短立柱分成三格的横披，方条的楞木竖列的窗，窗下用矮柱支着的窗槛，栱间的小窗，无一不表示唐代的特征。我们只须将它与敦煌壁画，嵩山净藏禅师塔（参看本刊三卷一期第一〇四页第十八图），和日本现存平安白凤遗物比较，便可定它在形制上的地位。

    梁文附图

……因为这些照片或不完全或欠清晰，所以我于今年五月间去函请教于伯先生，问他(一）有无第七图所见檐廊之全部照片或第二七六图更清晰的照片；（二）有无关于这几处木建的史料；（三）求他许我在文中翻印他的照片。八月间接到先生七月三十日自巴黎发的复信，惠然不惮繁屑的指导我们，以极可珍贵的资料见赐。原信说，

……我当然极愿意将我的材料供你研究中国建筑之用。我付与你翻印第七图及第二七六图之权。关于第百三十窟的照片，不幸我只有第二七六图一张，它内部的结构是唐式建筑重要的实例。第七图檐廊的照片也只有那一张。不过我可以供给你两点资料，你一定认为有趣味的。

（一）第百三十窟外的廊本身差不多完整无毁。他两条梁上还有文字如下：

维大宋太平兴国五年岁次庚辰二月甲辰朔廿二日乙丑敕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押蕃落等使。

……这个檐廊的年代所以是公元九八〇年。

我们的同志常盘和关野（原注大意：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木建筑没有确实比一〇三八更古的，在一九三一年通报第二二一及四一三页上我已将此点讨论。上列文字若以为可用，你也可以发表。

   ……我希望今年冬天在北平可以与你见面。……

信中所指常盘关野之说，是指他们共著支那佛教史迹所载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而言，见原书评解第二册第五九至六一页。伯先生在通报一九三一年第二二一页书评中介绍该书，文中有一段说：

“……照他们的说法，中国木建筑可考之最古年代当为一〇三八，但我们在敦煌有一处檐廊，较此更古数十年。……”

我最近考证测绘的蓟县独乐寺（九八四）和宝坻广济寺（一〇二五）也都比华严寺古，一三八之说已不成立。独乐寺辽构在时代上虽属北宋，而在形制上都比宋式营造法式的宋式——更早，而较近于我们所知道的唐式的。独乐寺而外，更有数处约略同时的木构，都可以为我这武断的断语做佐证。但是这些遗物，多已部分的改变了本来面目，尤其是墙壁装修彩画之更改，使我们所得的印象与原物所给予的大大不同。而能使我们知道唐式原形的，在有别处发现以前，只好赖这几个小小的廊。

……“言归正传”：敦煌窟外几个檐廊，我们已准确的知道，在年代上是北宋初年；它的建造者是当时世袭的归义军节度使曹延恭，延禄兄弟。像他们的父亲曹元忠一样，他们都是佛教的虔信者，由罗叔言敦煌石室遗书中我们就可考出多处造像写经的记录。

至于形制，我们可以无疑的定为唐式，除上文所说与遗物的比较外，现在千佛洞无数的洞口外，差不多每个都有许多的大窟窿，原来栋梁插入的旧孔痕迹，可以证明原先差不多每个洞口都有一座檐廊，和现在所见的这一两个一样。并且我们可以想像到，这两三座宋初所建，绝不会脱离了当时尚存多数唐式而另立形制的。而且每个时代文化上的变迁，率多起自文化政治的中心，经过长久的时间，影响方能传到远处。照我个人推测，北宋初年中原的建筑，在形制上较近唐式，营造法式的“官订式”，至北宋末叶方才成熟。敦煌远在边陲，当时所奉为法则的，当然是唐代规矩。所以我当初以它为唐式建筑实例的假定，得伯先生的复信，更可成立。

先生说今年冬天在北平相见，现在他真的来了。并且还给了我们许多可贵的指导。现在得了先生的允许，将这信公布于本期汇刊，聊表欢迎之意。

梁文翻拍件

对照61窟壁画里的“大佛光之寺”与五台山佛光寺实物，布局和形制并不相同，私意以为，壁画对于佛光寺的“发现”所起的作用限于“启发”！

佛光寺全景，借自《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