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本文第一节引用了费孝通先生采访录的原话“还有一个是翻译亚里士多德的，商务印书馆出的亚里士多德的书都是他翻译的，他是直接从希腊文翻译的，我叫他稀有金属（中国没有几个），叫吴寿彭。”

如果允许“商榷”的话，费孝通先生此段即兴谈话不无“讨论”的余地。以我有限的目力所及的有关亚里士多德的汉译作品，即使不讨论三联书店等出版社的版本，范围限制在“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而且附加出版于吴寿彭离世之前的条件，费孝通先生的即兴谈话也不够严谨—至少容易产生误读。

我自己查阅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亚里士多德的汉译作品，最早的是向达译《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出版于1933年，列入《万有文库》。据“译者序”，译自英文。

亚氏《伦理学》封面翻拍件

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列入《汉译世界名著》，署名如下：

原著者: Aristotle；英译者：Benjamin Jowett；重译者；吴颂皋、吴旭初。

亚氏《政治论》版权页翻拍件

商务印书馆1959年出版的方书春译《范畴篇 解释篇》同样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应该也是译自英文。

商务印书馆同年出版的《雅典政治》，译者为日知、力野，同样译自英文。

亚氏《雅典政制》封面翻拍件

上述两书都于之前的1957出版过三联书店版。

吴寿彭译自希腊文——参照了英译本——的亚氏名著《形而上学》也由商务印书馆于1959年出版。据上述有限的资料，可以认为吴氏是自希腊文翻译亚里士多德原著的汉译第一人！

亚氏《形而上学》版权页翻拍件

其后，吴氏继续从希腊文翻译了亚氏的《政治学》（1965年）《动物志》（1979年）等名著。

值得一提的是，商务印书馆于1982年出版了亚氏的《物理学》，译者为张竹明，该书同样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同样译自希腊文。

据上述明显不够全面的文献，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亚里士多德译作并不都出自吴氏；即使范围缩小到自希腊文翻译，在吴氏有生之年，商务印书馆的亚氏译作也非吴氏一人。但吴氏确实是自希腊文翻译亚氏原著的汉译第一人！也是公认的亚氏汉译专家——尽管其大学所学专业是工科，翻译也非其本职工作！

以吴译《形而上学》为例，不同于20年前的极具文采的直抒胸臆，作于1958年9月的《译者附志》介绍了名著《形而上学》的“编次”和“注释”。“编次”直言：

“形而上学”（哲学）是“亚氏全集”中的重要著作。……使哲学脱离诗与神话而具有明晰的内容，成为庄严的名词，正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从事于学术研究的方向。……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设想要有一门学术来贯通各门学术。亚氏既博习古今，兼综百家，对于这样一门学术重加思考，毕竟把“哲学”的轮廓规划了起来。……亚氏的学术分类在西方实际上沿用到近代；他把哲学列于三种理论学术之先，称道这门学术为最高尚精确的智慧，为学术研究树立基本原理(卷A第二章，卷E第一章)。他说哲学家尽知一切事理(1004a34)，而各门学术各研究它自己所划定范围内的实是(1025b7)。于是他标志了哲学研究的对象为“通则”与“本体”。通则(原文附希腊文，以下均以“希腊文”代之)为一切学术所应共同遵循的“公理”，本体(希腊文)为一切事物与其演变所不能须臾离的“实是”(希腊文)所寄托。

    “注释”更见译者的学术功底：

    汉文译者凭形而上学（哲学）的希英对照本及英译本（参看附录“参考书目”，3）与积累的诠疏，得以厘订章句与错简，校读异文与异释，求取全书的通解，考订了学术名词，翻出这本二千三百年前的著作。译文所附注释大别为四类：(甲)依据陈规，凡辞旨(子)与原书它章，(丑)与亚氏其它著作，(寅)与柏拉图各书，(卯)及诸先哲诗歌、戏剧或残篇有关者，为之记明出处。(乙)有关史迹、事例、以及名物度数，凭旧传诠疏加以简释；间亦取用近人新解。(丙)亚氏及诸先哲学术名词大抵由两方式铸成：(一)由日常用语分离出来，作为专用名词，如“实是”“元一”等，或如“如何”等于“原因”，“如此”同于“素质”(有时同于“普遍”)；(二)用普通名词或动字加以变化或组合，造作新名词，例如“除去物质”成为“抽象”，“划定界限”成为“定义”。译者希望在译文中力求辞义正确外，仍保留着学术用语初创时的浑朴，繁衍中的脉络；但这很难做到。因汉、希文字原始构造的差异与以后蕃殖方式的不同，同一希腊字，常得用不同的几个汉文字来翻译，以适应各章节的文理；关于这些，读者也可于各页脚注及“索引三”中窥见一斑。(丁)二千三百年前的古文当然可于许多句读发生异解，而历经传抄，错字异文也是到处有的。这些，经过近百余年的校订功夫，都已有人勘定，我们只在脚注中偶尔举些例示。

中译本附录有“纲目（章节分析）”、“索引一 人名、地名、神名等”、“索引二 本书各卷互涉及关涉亚氏其他著作者”、“索引三 名词及题旨”和“参考书目”。无疑，吴氏的上述文字都是实实在在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