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1987年，吴寿彭先生“在整理本书手稿的过程中溘然长逝”。12年之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吴氏两部遗作——即前引文里的“本书手稿”：亚里士多德的《天象论·宇宙论》和《灵魂论及其他》中译本。

  吴寿彭译亚里士多德著《灵魂论及其他》内封（翻拍件）

商务印书馆的“编后记”对译者和译稿作了补充介绍：

本书译文依据贝刻尔(I．Bekker，1785-1871)校订的《亚里士多德全集》(Aristotelis Opera)第三卷，牛津，1837年印本译出，同时参照了路白丛书希英对照本和其他版本校订。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版本，经过数百年各国校订者、编译者的考求，已相当完善。本书译者措意于前人的功夫，为每篇写了长序，增补了各篇的章节分析，编订了索引，并补充了大量注释，这些注释有的是国内外最近研究的成果，有的则是译者多年潜心研究的心得，故本书实为一部不可多得的译作。

 ……    

本书译者吴寿彭先生1906年生于无锡，号润畲，1926年毕业于现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29年东渡日本考察“明治维新成功的缘由”寻求强国富民之道，先后在江、浙、湘等省军政机关任职，曾任海塘紧急工程处处长，工程局副局长，又先后在北京、青岛等地任铁路、水利、航业、化工、有色金属等企业中任专业工程师。主要译作有《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1929，《原子弹与世变》1945，《利玛窦传》1945，《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恶梦》1946，《芳济培根传》，《谟罕默得传》1946-1947。1957年后在商务印书馆的支持下，吴先生立志于古希腊先哲的翻译和出版，直至年逾八旬仍孜孜不倦致力于亚氏著作的翻译，在其匆匆的晚年连续翻译了《形而上学》1959，《政治学》1966，《动物志》1979，《动物四篇》1984，以后又完成了《天象论·宇宙论》《灵魂论及其他》等六巨卷，其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奋力拼搏的毅力实令人敬佩不已。

 吴先生谙熟古希腊文、英文等好几种语言文字，又精于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各种文献，其学识真可谓博大精深，所以他的译作文笔流畅，措辞精当，读起来堪为回味。令人十分痛惜的是1987年吴寿彭先生在整理本书手稿的过程中溘然长逝，当时我们本相约要在校阅后再次向他请教的，这一来，不仅我们失去了一位可敬的师长和朋友，学术界也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现在我们整理出版他的遗译，就是对吴寿彭先生的追悼和纪念。

……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仍不免有疏漏错改之处，敬希读者不吝指正。

                   王立平谨识1989. 12. 28. 北京

（按：两部译作“编后记”大同小异，作者同为王立平先生；本文选自《灵魂论及其他》）

吴寿彭先生与商务印书馆合作近30年，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专心翻译亚里士多德，可谓殚精竭虑、死而后已。上述“编后记”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商务印书馆对于译者及作品的高度认同和肯定！

作为读者，我有幸读过吴氏发表于1980年的《亚里士多德传》，载《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哲学史论丛》。

吴寿彭论文（部分）

有别于上一节提及的专注于翻译作品的《译者附志》，《亚里士多德传》是亚氏的个人传记。对照阅读吴氏四十多年前的旧作《亞哩多德傳論》，可谓风格迥异、全然不像一人笔下的文字！且录几段吴氏原文与朋友们共享（注略）：

……有些人说，亚氏为“半希腊人”，或认为他生长北方，故有非希腊的性格与情调，实际不然，斯丹季拉既是一完全的希腊人城市，亚氏父母两系又都是希腊种姓。

……亚氏入亚卡台米，留居院中，直到柏拉图八十一岁(公元前347年)逝世，从学凡二十年。柏拉图学院尽览当代各门学术而特重数学、天文和哲学。柏拉图六十三岁，自西西里回返雅典，亚里土多德方二十岁，专志读书，富于理知，刻苦奋勉，能博学反约。柏氏重加爱顾，题其所居曰“读书人之室”，又或称他是“学院之心”。当柏拉图在世之日，亚氏始终是院内忠勤的一员。他所作的柏拉图没世的挽词：

    岿岿盛德，莫之能名。光凤霁月，涵育贞明。

有诵其文，有瞻其行；乐此盛世，善以缮生。

表达了自己对先师无间的虔诚。迨既成达，其学术足以自立，他往往严厉地批评某些柏拉图学派，而仍然表明自己原属同门，于相互间思想的纷歧，衷心悃愊，不能自已。

……希腊古代学院是一群具有共通精神的学者的结合，基本观点相同，而各人遵循自己的途径，进行自由研究。二十年间，亚里士多德当然不仅只是一个门弟子；他帮助柏拉图整理学术资料，尤为用功。近代所见柏拉图所著，关于政治的几篇《对话》，可知亚卡台米中先时已从事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的广泛研究。嗣后，亚氏在他所别创的吕克昂学院中，纂修《列邦政制》（《希腊诸城邦宪法汇编》），讲授《政治学》，虽多违忤师说，而先后相承，亚氏为学的脉络，总是有所秉受的。在物理学，及超物学（形而上学）等各方面，也是这样，他虽颇多新义，而一切著述，实际上，无不刻印着柏拉图思想的痕迹。

……雅典城外东北郊，约当吕加培托山  (Lycabettus)和伊里苏(Illisus)岩谷之间，有一丛林，那里供奉着亚浦罗吕基(Appllo lyceius狼子日神)和艺神缪司(Muses)，伊里苏溪就在神祠的南面流过。从这些幽谷清泉之间，人们可以望见雅典的卫城和大庙。在昔，这里是苏格拉底常到的旧游地。伊索格拉底学院就在附近；柏拉图学院也相去不远。这里原有一所健身房。雅典法制规定外籍人不能购置房地产。亚氏就在健身房的邻右，租赁了一些房屋，开创他的学院，建立了讲堂和图书室，并在室中构置了一个供奉艺神的祭坛Mouseion(museum)。在这里，他常常和他的学生们散步于一长廊；这就是后世称吕克昂学院门人为“漫步学派”(走廊学派Peripatetics)的来历。

……亚氏曾为吕克昂学院订立院章，师生都以学术为职志，终身皈依于艺神，组成一种学艺“团契”(Thiathus)，院士以旬日为期，轮流主讲某一门学术论题。也有同堂共餐的规定。还有按月“会语”(Symposion)的成例；亚氏给“会语”草订了规程。除了早课和晚课分别听讲以外，大家共同做着集体研究的功夫。他在创办吕克昂学院这十二、三年间，编著了大量的讲稿，现在流传的亚氏著作，大概就是这些讲稿的一部分，或其剳要。这些著作表现他具有希腊人求知的精神，爱奥尼族注重自然研究的风尚，和医业世家用心于实例观察与考虑的习惯；有时也从医学解剖和科学分析的功夫，进入哲学家的玄想境界。他所论定的学术分类纲领，一直保留到近世。于希腊当代许多学术部门的水准，他都有所提高，其中如逻辑，更可说是前无古人，而且在若干世纪后，也没有值得称道的继起。至于生物学部分所积累的知识，一直传到中古以后，才有近代生物学家为之接步。同时，这一学院因为注意实用之学，如伦理和政治，在雅典和希腊现实生活上所发生的影响，也可与苏克拉底或柏拉图相匹敌，而超过当时门徒众多的伊索格拉底学院。

……对各种陈死事物的静态，和现存事物的动态，都进行粗观与密观，考其渊源，也求其终结。凭他朴茂的性情，尊重古人的传统，而不厌当代的异说，接受贤哲的教训，也不遗常人的意见，亚氏在各门学术上，所建立的大部分的题旨与理论，能历二千余年的磨勘而不废，就因为他采取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而具备治学的耐心和勇毅的精神。

吴氏特别述及了“文体”的变迁：

希腊古代、专行韵文，才华都寄托于诗歌与诗剧。纪元前第五第四世纪间散文方才兴盛起来，演说家的语言渐渐见重于世人。但柏拉图的对话、虽非韵文，其内容犹在诗和散文之间。机锋敏锐，又时杂以寓言，世多爱其文采。亚氏晚年始把讲堂教说，录成文字，既不讲求辞藻，也没有剧情为之串插，体裁迥于柏拉图。只有《形而上学》、《政治学》等论文中，常用“设疑解疑”(aporiai)的方式行文，还遗留着“对话”(Dialogues)的余绪。他就这样坦直地概括德漠克里图(Democritus)以前，自然学家各宗派的分析方法及物质宇宙观念，和柏拉图以前，文哲各宗派的辩证方法及人生社会理想，叙录他自己对于自然和社会各门学术所归纳并演绎的一一事例，而各求其实旨。一般著作都缺少文采，而且简率，大都未经杀青，或章节残缺。迨流传既久，世人渐知其朴质无华，诚为学术论说的本色。于是大家认识了他博学、审问和慎思、明辨的功夫，的确是古来一个良好的典范。

以我个人的阅读体会，也许与作者写作之时的年龄、阅历、见识和学术修养有关，吴氏此篇《亚里士多德传》的文体更近于亚氏的写作风格：平实、冷静、客观、质朴。

如果可以“妄议”的话，吴氏此篇集四十多年对亚里士多德研究之成果——包括已从原文翻译了亚氏三部巨著——的心血之作，理应收录于——或附录于——吴氏翻译亚里士多德的译作之中。特别是出版于吴寿彭先生离世之后的两部译作，“对吴寿彭先生的追悼和纪念”的最好方式不就是呈现译者的最新——也是最后——的研究成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