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前文提及我的大学同学蒋浩先生，我们可谓“亲同学”—不仅共同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而且是同一年纪（1985届），班级也相邻（蒋浩是4班，我是5班）。直至纪念会开始，蒋浩先生还在力争参会，终因年末事多、公务缠身而作罢。如同万圣德先生一样，蒋浩也参加了去年潘先生遗体告别和追思会，准备了发言稿，同样婉拒了我的邀请把发言机会让给了其他嘉宾。作为资深出版人和《元照英美法词典》出版方，蒋浩与潘先生有特殊的交往经历。还是阅读我代读的蒋浩先生专为纪念会撰写的忆文吧：

学术生命常在，学术精神永存

——纪念潘汉典先生百岁诞辰

我与潘老相识得益于台湾元照出版公司的万圣德先生，并有幸编辑出版了白晟先生撰写的《东吴身影：走近导师潘汉典》一书。

2007年深冬一日，万先生嘱我春节前去看望潘先生，那年也是这样寒冷的季节，我到东总部胡同首次拜访潘先生。与潘先生谈起他的治学经历，潘老当时兴致很高。至今仍然印象深刻的场景，是年过八旬的潘先生，居然趴在家中地上，从零乱不堪的床下，拖出一个大纸箱，从满是灰尘的一摞旧杂志中，翻出那两本1954年、1955年的《新建设》学术月刊，找出当初刊登在上面的恩格斯所著《英格兰状况》及《英吉利宪法》。这是根据1933年苏联出版的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由先生译注、曾任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兼系主任、时任北京政法学院教授兼副教务长费青先生审校的文章。这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那年我也联系了一位著名的宪法学者，计划对潘老这一段学术成果进行研究，可惜因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实现。我现在依然保留着这份载有潘老题词的旧刊复印件（大约是第二次拜访时潘老惠赐）。这篇文章，也在《东吴身影》一书附“潘汉典先生年谱”中有所记载。讨论研究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绕不开这段历史、这篇文章。

岁月如梭，转瞬即到先生百岁之日，当时场景至今依旧历历在目。先生岁已驾鹤西去，但先生音容犹在，其一生的学识与品德，犹如万仭宫墙，高山仰止，无法逾越。

今因公务在身，无法前往追念，仅以一篇小文纪念先生。愿先生学术生命常在，学术精神永存。

                     北京燕大元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蒋浩

                      2020.12.30

蒋浩先生随函附了文中提及的“复印件”，无疑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个别史实如费青先生离世时间等在拙著里有所讨论）。

随函所附资料（影印件）。

随函所附蒋浩与潘先生合影的时间为十年后的2017年10月29日，作为陪同者，我清楚记得，是日蒋浩拿到样书后与我通话，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蒋浩说，我要亲自给潘先生送去，他的热情也深深地感染了我，因此有了传记主人公手持带着墨香的新书与出版人合影的历史瞬间。

随函所附旧影。

两个月后的2017年12月29日，我拜访潘先生，提及上次见面匆忙，忘了给蒋浩签名，潘先生说要补上，于是先生认真地写下了“蒋浩贤友惠存 潘汉典持赠 2017.12.29”。

      随函所附潘先生赠书签名。

蒋浩先生为拙著付出多多，在此不必多表。仅以潘先生的签名本为例，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书名为《东吴身影：走近导师潘汉典》。如果放大合影里潘先生手持的书名，其中的副标题略有不同。背后有一段不为人所知的故事。拿到样书后不久，蒋浩发现了书名有一个字有误（我自己多次阅读都未发现），尽管不影响阅读，蒋浩认为事关潘先生，不容丝毫马虎，毅然决定封面重做。如此一来，不仅增加了工作量，出版成本也明显增大。不知出版社背后付出了多少劳动，很短时间内我拿到了订正后的拙著。

在此可以补充的是，前述万圣德先生惠赐第三、四幅照片里的《向从教70周年的潘汉典先生致敬》（影集）系2018年潘先生从教70周年之际我个人撰写的小文，出版者正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玉成此事的自然是蒋浩先生。正是蒋浩先生、出版社美术编辑、责任编辑等不计成本且精益求精地付出，潘先生98岁生日之际，一册用纸考究、装帧精美、图文并茂的影集呈送于潘先生面前。

《影集》封面。

潘先生签名。

也许与上述种种书缘有关，潘先生赠书时用了“蒋浩贤友”。于我而言，这位亲同学自然也是贤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