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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为袁崇焕翻案，其目的是丑化崇祯，削弱汉人的思明

情绪，意图十分明显。

    自从乾隆率领一帮汉族文人于敏中、纪晓岚、戴东原删改典籍编纂《四库全书》后，中国历史尤其是明史就变得面目不清了。《四库全书》馆不仅是书籍编纂机构，更是书籍检查、销毁、篡改机构，鲁迅就曾深刻地指出：“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纂修的《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盛业的，但他们不但捣毁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颇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且介亭文集·病后杂谈之余》）

    乾隆把袁崇焕扮作一个英雄和受害者加以表彰，反衬出崇祯的弱智和变态。事实上，了解明代政治特点的人都知道，自成（化）弘（治）之后，特别是到了隆（庆）万（历）时期，明朝的皇权日渐衰落，内阁和地方督抚的权力越来越大，天启时期的东林党与阉党的争斗，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皇权与内阁的较量。到了崇祯时期，鉴于国事日非，崇祯为便于决策，想扩大皇权收缩内阁权，但总是遭到大臣们的反抗，或消极怠工，与内阁的较量贯穿了崇祯执政的全过程。直到明亡前夕，崇祯眼看社稷难保，想放一个太子到南都，以防不测。结果这个合理化建议在朝廷都通不过，一个从七品的兵科给事中光时亨大声反对，说此举会动摇军心，结果崇祯只好作罢。

    袁崇焕并非要降清，这不符合他的利益诉求。斩杀毛文龙，也并一定如计六奇在《明季北略》和谈迁在《国榷》中认定的是和满清私通的结果，只是因为毛文龙妨碍了他做辽东王，“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袁崇焕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毛文龙一死对辽东战局影响那么大，失去后顾之忧的八旗军队几个月后就突破喜峰口围攻北京，而此时袁崇焕只是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还命令士兵暗箭伤害在勤王中出尽风头的满桂将军。袁崇焕考虑自己利益过头了，他完全视自己为大明、满清之外的第三方。在努尔哈赤死的那年，袁崇焕就已经这么表现了，他一边向明政府吹嘘“宁远大捷”的战功，背后却派人到盛京吊唁努尔哈赤。处死袁崇焕是内阁和北京市民一致做出的裁决，兵部尚书梁廷栋请立斩袁崇焕，东林大佬温体仁五上疏速杀袁崇焕，经过半年多的审讯，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才在北京市民的一片唾骂声中凌迟袁崇焕。

    关于明清政治特色的不同，清嘉（庆）道（光）时期桐城派文人、姚鼐四大弟子之一的管同，在批评清代高度专制的部族政权《拟言风俗书》一文中讲得比较透彻：“清之兴，承明之后，明之时，大臣专权，今则各部督抚率不过奉行诏命；明之时，言官争竞，今则给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论列；明之时，士多讲学，今则聚徒结社渺焉无闻；明之时，士持清议，今则一使事科举，而场屋策士之文及时政者皆不录。”明朝皇权的衰落和内阁、地方督抚权力的空前扩大，既是明代工商业高度发展的结果，也是“心学”大盛后私欲膨胀的结果，毛文龙、袁崇焕都是那个时代的产儿，崇祯唯一的失误是把手握“尚方宝剑”的这两人放在一起，结果酿成了自相残杀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