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注：《杀生》我打60分，不算低分。）

早年，子夏要去做官，临行前向孔子讨教法宝，孔子想了想，告诉他两句流传甚广的话，第一句话叫”无欲速”，第二句话叫”无见小利”，子夏有没有照做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千百年来中国人老实地遵守了这两句话--的前半部分。例子很多，譬如「杀生」。
「杀生」算是这段时间最好的华语片了，旦因有个绝佳的故事创意。这不是说想出个”党同伐异”的点子有多绝妙，而是说基于故事的精彩度和现实的温和度来说，这条线难以把握，稍不小心，就会流于表面或者被人诟病，这也是很久以来鲜有此类好作品存在的原因。「杀生」选择的是荒诞与戏剧性，一方面是规避风险，一方面则是图求票房，毕竟，现在的年轻导演再也不能像第五代或早期的第六代一样无视票房的存在了，身处商业漩涡，能抽身的，罕见。
「杀生」选择其荒诞与戏剧本无可厚非，却无奈让人看出里面的”速”与”利”来。
先说”速”。我不晓得这是不是被积压久了的人的通病，似乎我们身边总有这样的人，我们一般称之为急躁，或有太强的表达欲，「杀生」的表达欲相当明显，仔细分析下来，你大约能发现几种不同的风格交相穿插起来，黑色喜剧，悬疑，甚至荒诞不经，每一类风格都是独树一帜的代表，然而穿插起来之后，那些本可以细究清楚的逻辑问题便突兀地显示出来，你为什么会觉得任达华变成黄渤模样的结尾无法接受？ 如果是一脉相承的荒诞结构，完全无可厚非，但放在黑色幽默的框架里，则稍显过分了，而在悬疑的外衣下，其格格不入便愈发明显，风格杂糅的矛盾就在于此，每一个观众所接受的心理与态度我们无法改变，对于这一类的问题，三种类型的观众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好、一般、差的答案，这不是观众的问题，在于创作者一开始就把自己推向一个矛盾的境地，他想用多手法来表现问题，自始至终却又在不同的情境下摇摆不定，这种摇摆直接的影响就是呈现到了电影上，从而带来观众自身的分裂。
似乎这又不是大不了的事，在我们的印象中作者电影向来是乐于把问题与矛盾丢给观众的，但，在很多人以为「杀生」是部作者电影的时候，我却发现，这分明是个烟雾弹。这就是所谓”利”。孔子说”见小利而忘大义”，这里和大义无关，我只想说说这种商业企图心给影片带来的抽筋断骨的损伤。
我们暂且撇开港台演员不谈，尽管我不否认这一商业行为让这两个演员的格格不入给影片带来一定的断裂和抽离感，但这毕竟是表面上的，真正伤筋动骨的是悬疑，管虎试图尝试的手法。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一部从骨子里就能给观众带来震撼的题材为什么会选择悬疑这样的风格，无论是开始党同伐异的谋定还是后来群体欺骗的实施都有着极强的戏剧张力，这种张力几乎是不需要雕刻就能迅速击中观众的心脏，但管虎还是去雕刻了，且把它雕刻得支离破碎。在我看来，这电影的大部分结构和逻辑问题都是由悬疑所带来的，因为悬疑的电影极讲究逻辑，所谓佳片，多是结尾能够出乎意料地自圆其说以期震撼，但显然，「杀生」并没有做到这点，所有的答案在剧情过半时便交代得一清二楚，而结尾任达华所一直探究的”他是怎么死的”在全剧中所承担的影响小之又小，以至于这个梗被莫名其妙地由傻子和哑巴揭开后我们所思考的是他为什么不离开？电影没有交待，也无意于交待。
悬疑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是风格的断裂。 我不知道是不是管虎根本对悬疑片无所研究，当任达华进门看到苏有朋照片的时候，无论音乐还是剪辑与镜头都与国产山寨恐怖片无二异，那样的片段直接让人想起苏有朋的「密室」系列，脱戏严重。同时，各种疏忽而来的惊异直接让影片支离破碎，各种回忆与现实的穿插似乎毫无技巧可言，总有一种为悬疑而悬疑的感觉。如果说，管虎在现实主义方面有一定的造诣，那么在悬疑方面，他的天赋约等于零。
但是正如前面所说，「杀生」到底还是这段时间最好的作品，赞誉已经过多了，各种魔幻现实主义的帽子也魔幻一般大量地扣在了管虎头上，这其中倒并不都是喜欢电影的，毕竟中国一旦涉及到隐喻现实，便总有一大批人蜂拥而至，这对电影来说兴许不是什么好事，但对这个社会来说是好事无疑，所以我也无意去争辩什么，这样一部影片尽管有着商业片的心，但注定没有商业片的命，它的被讨论从一开始就被定了义，更多的时候只是被作为工具讨论着。我只想从电影角度来说说影片的优劣，希望没扫了诸位的兴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