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回归感言：经典与当代书法创作

              《书法》2004年第四期

             张传旭

研山铭、出师颂、宋拓淳化阁帖的回归，尤其是上海的书画国宝展，所引起的轰动效应是连举办者自己也没有预料到的。国宝展期间，早上四五点钟就排起长龙等候入场的情景，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与当下很多的书画展门可罗雀的冷清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典的艺术价值，能够超越历史，历久而弥新，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欣赏和学习的典范，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既是古代的，也是现代的。国宝展期间，有不少的外国人前来参观，有些日本人从开馆直到闭馆，每天都到馆里临摹学习，态度之认真、观察之细致，令人肃然起敬。这些经典在历史上就对海外产生过影响，有许多还是从海外流回国内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不但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参观国宝展的，既有书画界的鉴定专家，也有高校、研究机构的学者，既有市长等政府官员，也有普通的市民百姓，在历史上，这些经典就曾被历代的帝王将相、文人商贾乃至平民百姓所推重，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不仅是高雅的，也是通俗的。这与当代部分书画家的作品也形成鲜明对比，他们的作品大众拒绝接受，同行互不认同，除了自我陶醉之外，好象没有其它的价值，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反省。创造经典的王羲之、颜真卿、苏、黄、米、蔡，他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出经典，除了他们本人的艺术天赋、艺术创造之外，他们还有很好的文化修养与造诣，当然，这与他们特定的文化背景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能不能产生，不仅仅是艺术问题，也是文化问题。当代书坛，曾经也有人呼吁过书家学者化的问题，出发点是要书家重视文化修养，但从书坛的实际看，这简直是对学者的嘲弄，因为不写错别字已经成为入选国展的一条重要标准，而在入展的作品中，屡屡发现错别字，有的甚至屡改屡错。我看当代书坛首先要解决的不是学者化的问题，而应当是“扫盲”问题，因为不写错别字是到小学毕业就应当基本解决了的问题。当下的部分书法家不但是文盲，更是美盲，已是不争的事实。

创新是当下最时髦、最响亮、用的最多的一个词。新是相对于旧来说的，没有旧，也就无所谓新。对于在历史上经过充分繁荣与发展的中国书法来讲，不管你要搞什么形式的创新，你都无法回避传统，你都必须面对经典，不然，你就无法跳出如来佛的手心。假设你可以绕过王羲之、绕过经典作品，创造出自己全新的、完全不同于经典的东西，那你也要知道经典“在哪”，看到“航标灯”在哪，知道他们的位置与高度，你才能绕过去。不然，你创出的所谓的“新”，往往是历史上早就存在的小儿科的“旧”货色。我认为，衡量一件艺术品，新不是唯一的条件，而好不好是更重要的标准，即作品的质量与所达到的高度。即不仅仅是从经典旁边绕过去，重要的是从高度上“跳”过去。当下的书家，往往喜欢在形式上搞些新奇与新异的把戏，而不愿在作品的内在质量上下工夫。

发展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首先，我认为“发展”与“变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发展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在质量上超过了前人，在高度上，跨越了前人。而仅仅是做到与前人不同，也可以叫创新，但那仅仅是变化，而不能叫做发展。我不同意有些人把达尔文进化主义机械地运用到艺术领域，认为在艺术领域也如同文革期间的粮食产量，年年跃进，年年发展。

时间已经从二十世纪跨越到二十一世纪，单从时间上讲，我们都是跨世纪的人，但仅仅从这一点来讲，我认为是没有多少意义的。能不能从前人已有的高度上跨过去？能不能跨越王羲之？作为书法人来讲，这才是“跨”世纪的重要内涵，也是发展的关键所在。作为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书法人，应当如何看待传统，如何从经典中吸收养分，书法该如何发展，我们能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跨世纪书法人？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