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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华的徐家汇南侧，有一条颇冷清的小马路，有一座不起眼的博物馆—土山湾博物馆。冒着150年未遇的酷暑，我饶有兴致地踏入博物馆低调的大门，探访这处有150年历史的遗迹。

    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直到世博会开幕前夕，我不知道上海曾经有过一方土地，她叫土山湾；更不知道她是中国西洋美术的摇篮，中国现代工艺美术的滥觞，中国现代铸造业、印刷业、机械加工业的鼻祖；她制作精美的彩绘玻璃曾经占据中国八成市场；她手艺精湛的家具和工艺品，曾经名扬海外……

    十九世纪中叶，这片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的土地，还是河浜交错、人烟稀少的田野。时任江苏巡抚林则徐，大兴土木，疏浚河道，淤泥在这里的河湾上不断堆积，堆出了一个土山湾。

    法国传教士在这里兴办孤儿院。为了让孤儿有一手谋生的技艺，孤儿院附设学堂，向孤儿传授西画、雕塑和工艺。于是就有了中国最早的现代美术教育。

    今天，在富商云集的艺术品拍卖会上，动辄就能拍出上百万甚至上千万天价的中国油画，他们的作者，如果究其师承，源头大多都在土山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里本应该是中国的画家、雕塑家和工艺美术家们仰慕的圣地。但是，过去的60年，土山湾的名字，连同她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完全湮没了。

    土山湾的命运，倒映出我们一贯失真的历史叙述。

    上海，因为开埠，由滨海小渔村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关于洋人，特别是洋人传教士对这个城市的贡献，曾经是一个禁忌的话题。

    极左年代，天主教的头上，有一顶可怕的帽子：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于是，教会成了毒窟，传教士成了毒贩。提起教会在中国的事业，人人噤若寒蝉。

    世博会前夕，上海拼命寻找与世博会昔日的缘分。回首发现，早在1915年，一件来自上海的大型中国传统牌楼木雕，曾经在巴拿马世博会上惊艳四座。

    这件作品正是出自土山湾。上海人终于回想起土山湾昔日的辉煌，终于意识到土山湾在上海近代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忽视的地位。

    当上海酝酿为土山湾建造一座博物馆的时候，有学者列举了这么一条理由：土山湾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兼容并蓄的见证（大意）。如此大言不惭、自欺欺人，恐怕连孔子醒来了也会满脸羞愧。

    在清末，中国文化很狭隘，对西方文化很排斥。土山湾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于中国的科举制度也好，师徒模式也好，都是一场革命。中国根本没打算开门迎客，是洋人仗着坚船利炮，挟着西方文明，硬生生地敲开了帝国文明紧闭的大门。

    土山湾上的这场“文化侵略”，最终结出了东西文化融合的硕果。这当然要归功于中国文化本身的魅力，归功于中国学生的勤奋好学，同时，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对东西方文化交流所作的卓越努力。

    指挥中国牌楼木雕制作的德国修士葛承亮就是一个范例。他满怀激情地将西方建筑师严谨的科学精神，揉入到中国的传统木雕工艺，用木雕传神地再现了中国历代名塔的雄姿。

    站在明亮的玻璃大厅，仰望精雕细琢的中国牌楼木雕，我觉得她既是一件地地道道的中国风格作品，又似乎与传统的中国工艺美术浑然不同。她结构更严谨、细部更精准、造型更写实。

    在如今中国的高档家具城抑或艺术品市场，总能看到大量奇形怪状的重口味木雕制作，它们是艺术吗？恕我直言，它们是视觉垃圾！如果说，150年前，西方人就想用崇尚品味和品质的艺术精神影响晚清没落的艺术趣味，那么，这种努力至今依然收效甚微。

    土山湾博物馆，除了瑞典收藏家保存的这座镇馆之宝，真正流传下来的土山湾原作寥寥无几。土山湾原来有一片规模不菲的建筑群，如今只剩下博物馆内外两栋残缺的小楼。土山湾丰富的遗产，不是因为灾害和战争丧失的，而是被文革浩劫和近年的旧城改造人为地破坏殆尽的。

    失去的东西，永不复归。但是，土山湾博物馆建馆本身，意义非凡。它意味着这个城市真心想抹去谎言和欺骗，正视自己的历史。

    走出土山湾幽暗的老房子，外面的阳光很刺眼。透过快被烤焦的梧桐树叶，我努力想象150年前土山湾宁静的夏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