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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周，本不打算出门“喝粥”的。朋友在澳门有一处空房子，便去了澳门。

    临行前打听澳门的看点，众人都说：除了赌钱和逛“威尼斯人”，没什么可玩的。一朋友推荐了澳门的世界文化遗产。

    澳门有世界文化遗产，令我很意外。中国大城市中唯一荣登世界文化遗产光荣榜的历史城区，不在北京西安，也不在上海天津，竟然在颇被文化人鄙视的赌城—澳门！

    历史城区分布在澳门半岛西南侧的一个狭长地带。

    澳门早先是个渔村。在半岛西端可以俯瞰渔船出海的山腰上，矗立着澳门最古老的建筑—妈阁庙。500年前，葡萄牙殖民者就是从这里登陆的。妈阁的谐音MACAU，便是澳门地名的由来。

    庙宇色彩浓艳，屋盖下满满当当地挂着宝塔香，弥漫的烟雾很呛人。妈阁庙坚守着最土著的中国文化，没有半点外来文化的痕迹。

    附近有一处在废弃的船坞上修建的海事博物馆，馆中的展示用温和平实的口吻叙述了殖民者给渔村带来的变迁。

    按照毛式历史教育，殖民者都是残暴的强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妈阁庙的存在，告诉人们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它比内地大多数庙宇都要幸运，除了灾害，它没有遭遇任何人为的破坏，周围也没有出现对抗的西方宗教建筑，应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得到了葡萄牙人应有的尊重。

    沿着妈阁庙边上狭窄的坡道，一直到喧闹的大三巴，沿途保留着很多风格各异的历史建筑。

    欧式建筑，有中国第一座西式大学，中国第一座西式剧院，也有平易近人的官邸公署，更多的还是教堂和修道院。或许因为葡萄牙的财力，也或许因为葡萄牙的风格，除了大三巴，这些房子没有欧式建筑的雄伟和灿烂，低调、朴素、貌不惊人。

    特别喜欢何东图书馆周边的空间，精致的碎石路面，连续的拱门洞，门洞后面温馨的小天井，上面是爬满绿叶的葡萄架，下面是铺着白布的阅览桌。旁边是圣若瑟修道院温馨的大门，透过精致的铁栅栏，能隐约看到修道女的身影。时间，在这个角落显得格外悠闲和从容。

    大三巴曾经是澳门最宏伟的建筑—圣保禄大教堂，它高高矗立在一个小山丘的顶端，前面有宽阔漫长的大台阶。也许，这座被称为东方梵蒂冈的教堂，在澳门这座尺度亲切的城市里过于鹤立鸡群﹑盛气凌人，上帝只让它保留了一面山墙。今天，身处繁华商业街的包围，大三巴更像集市的大牌坊，如果不看大三巴地下的殉教者墓室，完全意识不到它的宗教性。

    在历史城区，印象最深的还是郑观应家族的宅院—郑家大屋。

    郑家大屋建在亚婆井前地。这里是葡萄牙人最早聚居的地方。也许是我的过分解读，郑观应把具有浓烈中国风格的庞大宅院建在葡萄牙建筑扎堆的地方，或许蕴含着某种民族情结。但郑家大屋的外观并不张扬，在异国情调的街坊中很融入。

    郑观应曾经是英商的大买办，又是晚清央企的CEO，先生很西化，宅邸却很国粹。基本格局是岭南风格，色彩细部有浓郁的江南气息，而其装饰的简洁洗练又透露出西方精神。

    郑观应晚年在这个幽静的院落里，写了一本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巨著《盛事危言》。据介绍，这本书影响了三位中国伟人：康有为、孙中山和毛泽东。这是一本有关治国无关权术的著作，它影响毛了吗？我很怀疑。

    关于澳门历史城区，澳门官员是这样阐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理由的：“申报名单中具有历史文化背景的澳门纪念物，是中西文化融汇在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明证，是一本内容丰富的历史教科书、一部形象生动的中西艺术史。”

   一个城区能在500年间，不经历残酷的政治动荡，不发生激烈的文化冲突，文化的原貌不被人为地破坏，不被肆意地改造，不同文化和睦相处，平平静静地延续到今天，这在中国是非常非常珍稀的。我甚至认为：给这个建筑成就并不突出的城区这样的殊荣，也许是世界文化遗产评委在向中国传递某种信息。

     坐在亚婆井前地的百年大榕树下，环视周边颇具葡萄牙风情的街景，我觉得澳门人在文化认同上一定很迷茫。

     这种迷茫要远甚于隔海相望的香港。香港人在种族上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但他们认为自己是受过英国文化洗礼的另一类中国人—香港人。80年代前，在被毛调教得既苦逼又土鳖的同胞面前，香港人会表现出露骨的优越感，今天，在财大气粗却缺乏修养的同胞面前，香港人依然为自己优越的制度和良好的教养而感到自负。

     而澳门人似乎难有这份优越感和自负。葡萄牙毕竟是一个二流的西方国家，葡萄牙的统治也不比南美国家好多少。而对于祖国，像文革那样的阴影又不是那么轻易可以抹去的。

    澳门人的迷茫或许在充斥整个城市的娱乐场上得到了折射。

    站在新葡京面前，我不知道应该称它为建筑还是怪物。夸张的造型，奢华的装饰，炫目的霓虹，建筑艳俗到如此极致的地步，反而有了诙谐感和喜感，不但不令人生厌，反而令人亢奋。

    在赌场纸醉金迷的狂欢中，我能感觉一种文化上的空虚和迷失，它不仅笼罩着澳门人，也笼罩着蜂拥而至的内地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