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社会结构和形态的逐渐演变正在加强国家的稳定性】

这是一种互动的过程，最典型的案例：我们对比唐山大地震时候的政府处理措施与汶川大地震时期的措施就能看出差别和转变是多么的惊人(无论是政府行为方式，还是民众的行为方式，还有2者之间的交互方式)。有些东西不可能一夜之间遍地开花，但如果每过5年我们回头看看，其前进的脚步其实并不难窥察。

仅仅是几十年前，我们的父辈还在为温饱而担忧，而现在我们看到一大批的一线城市正在为汽车实在太多导致的交通拥堵苦恼。是的，如果我们将眼光转向最落后的地区会看到赤贫的状况几乎没有改变，这是事实----就如同至少几亿人口的生活确实发生了巨大的改观一样，同样是事实。忽略哪一个事实，都是片面的。但就投资而言，却是更侧重在“发展的观点，对比的观点”来连续性的观察问题，而非钻牛角尖式的抓住一个“正确但片面”的衣角不放（看一个国家与分析一个公司何其的相似）。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种改变其实正在潜移默化的反向影响到国家局面的演变。越来越多的人将成为某种程度上的有产阶级，而教育的不断普及以及网络信息技术的彻底平民化也正前所未有的改变着中国人普通人的发言欲望与权利。这些因素都在形成一种新的民众-政府之间的博弈局面----不要认为这很可笑，实际上过去几年因为网络媒体因素下马官员或者促成某些体制变化（比如强制收容制度）的情况你孤立的去看确实不过是个新闻事件而已，但是联系的看对比起来，我们不难想象15年前这可能吗？那么问题就是，15年后呢？局面会是比今天更进一步还是反而倒退呢，其中的内在驱动要素是什么呢？

我想说的是，国家进步的改变往往是个量变积累成质变的过程，我们无法预知“质变”那一刻到底出现在哪天，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各种量变的积累要素是否总体正面且延续着这种积累的态势。这其实又回到了投资的一种思维方式，就是找到某事件演变的“顶级驱动因素（而非很正确，但是过于片面的细节”，观察和推导这些驱动因素的大概率走向以得出一个方向性的结论（而非精确的时点的预测），并保持对这些因素的持续观察以考察是否有重大的变化而导致结论的调整---比如我们看到巴菲特谈到中国的时候对于未来非常看好，而其不断强调的因素是什么呢？绝非那些经济专家学者们天天挂在口头的这个比率那个指标，而是简单到无法再简单的“人”：在过去数个世纪，中国人的潜能受到政策的压抑，但“10亿多中国人正在开始显现出他们巨大的潜能”。这，可能就是投资大师与工业化批量生产的经济学家们，在思维方式和投资境界上最本质的区别吧......

【总结】

从上述的综合推敲，我认为从一个历时的角度来看对于至少未来的20年发展还是比较乐观的。就像我前面提到过的，一杯水到底是半满还是半空的，其实取决于观察者的思考角度而已----到底是从局部的、静态的角度看问题还是从整体的、动态的角度看问题。两者对于同样的东西会得出“都是正确，但是完全不同的结论”，也就不奇怪了。

从投资的角度而言，投资者的“命运”实际上既取决于“命”又取决于“运”。前者我个人理解就是所处的大的社会时代背景，你无法选择，也很难逃逸或者超越-----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巴菲特总是感恩“诞生在美国的伟大历史时代”，因为这确实很重要。即使比巴菲特更具备伟大投资基因的人，诞生在今天的阿富汗或者海地，又能做什么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是比较同意李驰所言的“现在的中国人都是中了娘胎彩票”的说法的----不用多，早个50年就别提啥投资了，能否顺利将遗传基因传递下去可能都是问题^^。而再晚个50年又如何呢？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我们对于50年前的投资者（假设存在）抱着深深的遗憾和同情，那么50年后的投资者对于我们今天的投资者会是羡慕更多一些还是同情更多一些呢？大家不妨大胆推测一下...

而后者，“运”，则是同样的时代背景“命”之下的个体化差异了。在这样一个中国历史性见底回升初中期的时刻，我们该如何把握和抓住千载难逢的“命数”所提供的机遇而实现个人财富（我并不认为财富代表了人生的一切，甚至是主要诉求。但是这里既然是财经博客，所以只谈财富问题不再扩展其它）升级的“运程”？我想，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而我的思考答案也很简单：首先要充分认识到优秀企业的股权既是世界上最抗通胀的稀缺资源又是最直接和最方便来分享国家社会进步成果的投资标的物；其次要深刻的理解价值投资的理论和方法，并以此为最核心原则来参与这个财富既在不断增长又在时刻重新配置的激烈变革的时代。----这可能未必是最好的方法，但已经是最适合我的方法，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