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济源克井镇大社村北盘古东山崖上，有一刻于清代，高5米，宽8米的摩崖石刻，它就是著名的《济源盘古考证》碑。碑文字体为行书，是清乾隆皇帝亲笔书写的。广大游客有所不知的是，该碑与其说是清乾隆皇帝一份考证论文，不如说是清乾隆皇帝一份“检讨”笔记。

唐贞元十七年（801），著名文学家韩愈送友人李愿归隐，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散文《送李愿归盘古序》。文中借隐者李愿所言，表明自己如被重用，则以己之才，干一番大事业；如不被重用，则宁肯隐居山林，也不做趋炎附势的小人，以此来表达对当权者的不满。赞美了李愿“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林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彩于山，美可茹；钧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安”的隐居生活。

原来，历史上盘谷寺有两个，一个在济源，一个则在河北蓟县盘山（实则田盘）。到清中期时，乾隆皇帝对李愿归隐颇为赞誉，曾在多篇诗文中谈及。比如，乾隆七年他写的《游盘山记》中称：“韩昌黎所称太行之阳有盘古。无从考其非是，而其为隐者之所以盘旋一也。”乾隆十二年御制《盘古寺》诗中更有“暂游宛探月窟，到此可破天悭。珍重韩愈李愿，曾否烟磴跻攀？”之句。在另一首《盘古寺》诗中，乾隆则说：“爱此老笔遒，更豁烦襟闷，踽踽策杖人。然疑睹李愿。”

可就是在《游盘山记》中，在论及盘山之盘谷与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之间的关系时，乾隆皇帝误以为李愿隐居的盘谷就是蓟县的田盘。十几年后，他又命蒋溥、汪由敦、董邦达纂修《盘山志》，并作钦定，卷四述及盘山名胜时云：“盘谷在盘山中央，旧称唐李愿隐处，”接着就引录了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其实，蒋溥他们也知道乾隆当年没搞清楚，只是皇帝说过的话谁也不敢轻易纠正，只得以讹传讹了。

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中，李愿的归隐地并没什么问题。比如，文中开篇就说是“太行之阳”的盘谷。待到乾隆三十四年（1709）时，乾隆皇帝听人说李愿隐居不在盘山，而在济源。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乾隆皇帝便命当时的河南巡抚阿恩哈亲临济源进行调查。阿恩哈的一番考证，终于把问题弄清楚了。李愿隐居的盘古果然在济源，而不是盘山。阿恩哈回京如实禀奏，并呈上了详细绘制的盘古、寺庙、李愿住处和韩愈之刻石等图。乾隆看后恍然大悟：“盘古实在济源，而不在田盘。”对此，他感慨万千，反思自己情况不明，引用错了误了事。他分析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不明于学就是盲从。他对此十分重视，写下了《济源盘古考证》，计三百八十言。文章记述了事情的原委，作了自我剖析。他在文章中列举了陶渊明的例子，他说陶渊明好读书而不求甚解，在他来说是可以的，因为他“高尚避世，理有所不必明，身有所不屑修，事有所不足制。”在别人则不可，因此在文章结尾说：“陶渊明不求甚解，在彼则可，在他人则不可，而在为人君者益不可。”他将此文连同《送李愿归盘古序》书写成碑文，分别刻于济源和盘山，意在引以为戒，昭示后人。

在这篇考证作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的文中，乾隆说人论事举一反三，既坦诚自己的误解，也批评了蒋溥等人的附会。原立于河北蓟县盘山的《济源盘古考证》碑及《送李愿归盘古序》碑，如今都已不复存在了。然乾隆皇帝实事求是，用于改过的精神，还是值得今天的我们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