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明式家具和清式家具都不是一个时间概念。比如，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许多明式家具，其实大多都生产于清早期。因此，在明清家具断代问题上，我们应持慎重态度。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有两个方面要防止走极端。其一、藏品的年代界定忌绝对化。编者曾走访多家明清家具博物馆,时常发现有些藏品在制作年代的界定上，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偏早或过于绝对化的问题。比如，把清代生产的东西，武断地定为明代生产的。更有藏者，竟然把某件产品的制作年代具体到某一年。编者认为，除非有准确的档案记载，否则，把某件藏品的制作年代具体到某一年的做法更为不妥。

藏友们大都知道，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把黄花梨麒麟纹圈椅。这把圈椅，因曾被大名家收藏过，又多次被收录在各类画册中，因而十分非常有名。但无一例外，人们都将其确定为明代作品的典范。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明式黄花梨透雕靠背圈椅

单说此椅靠背中间的纹饰，为麒麟纹。麒麟为站姿，作回首状。以椅而言，判断其制作年代很容易按常规论，但通过与同期瓷器纹饰相比较就会发现问题。麒麟作为瑞兽，在明代瓷器上有大量绘制。据马未都先生考证，明代中期时所绘麒麟，一般为卧姿，即前后腿均呈跪卧在地状；而明代晚期至清代早期，麒麟一般为坐姿，前腿不再跪着而是伸直，但后腿仍与明代中期时相同；进入清代中期以后，麒麟的前后腿都站立了起来，呈虎视眈眈状。这一现象，无一例外，几成规律。如果文物鉴定学理论不发生动摇的话，这把圈椅的制作时期最早当为清代雍正时期，是典型的清作明式家具。要知道，如此一来，这把圈椅的真正制作时间，要比人们通常认定的制造年代至少迟了一百多年。此外，对明式家具的年代判定偏早、而对清式家具的年代判定偏晚的现象，同样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其二，藏品存世量的考证忌绝对化。中国证券网在2005年1月8日刊发有署名枕石的文章，题目是《尽信书不如无书——明代黄花梨雕双螭纹方台》。全文如下：“这是一件非常罕见的明代家具(140×48.5×48.5cm)。其造型受石雕台座影响,据考传世仅此一例,其用途不明。方台四面分别雕以三种不同构图的双螭纹,构图匀称,富于变化。起地浮雕工艺精湛,刀法严谨,圆润娴熟。用料之粗硕,更是十分罕见。著名收藏鉴赏家王世襄曾对此作过评价,他在《明代家具的‘品’与‘病’》中,斥之为‘臃肿’病：‘制者昧于木器不宜仿石器的道理,以致既不凝重,也不雄伟,而只落得笨拙臃肿,不堪入目。’事后据买家透露,正是因为这个评价使不少投资者对此都不看好,在1995年中国嘉德秋拍会拍卖时仅以起拍价落槌。不过,88万元的成交价已经打破了当时国内古代家具拍卖的最高纪录。九年后,在艺术品拍卖市场涨声一片的今年中国嘉德秋拍会上,当初的买家又将此拍品推出,结果也以起拍价落槌,但成交价已达429万元。九年中涨了近5倍。事实证明了当初买家的选择是正确的。市场是最好的老师。因为不管这件家具有何缺点,毕竟为传世明代黄花梨家具中独一无二的作品；而且其用途不明,其蕴含的信息量也是有待发掘的‘富矿’。看来尽信书不如无书,投资艺术品不可盲目跟风,有时候还是需要自己的独立判断能力。”

应该说，枕石的这篇文，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该文章确实提出了一个非常正确的观点，那就是在收藏的过程中，人们要有自己的主见，要如陈云所主张的那样“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但是，该文章无意中暴露出了一个在古典家具收藏领域普遍存在的问题，即藏者出于对自己藏品的偏爱，在尚没有对同类藏品信息进行科学地归纳和总结的前提下，往往就武断地把自己的藏品定义为孤品。试想，以中国地域之广，民风民俗差异之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悬殊，各地之间信息沟通之不畅，各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因此，在没有充分调查并大量占有材料的情况下，就武断地把自己的藏品定义为孤品，显然是不负责任的。

基于对自己藏品的偏爱，把自己的藏品视为孤品，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应尊重科学，用事实说话。比如，枕石的这篇文章中提到的“明代黄花梨雕双螭纹方台”，编者在郑州某藏家处就见到过一对。仔细观之，无论其材质、造型、做工，还是其包浆，都称得上是到代珍品。据该藏家介绍，这对藏品出自甘南，为寺庙所用之物。他初见此物时，发现这对方台上各置一酥油缸，方台中间摆一宝座式扶手椅。至今编者虽然还不能对该方台的用途，有一个确切的说明，但从该方台所散发出的淡淡酥油味，我们可以认定，该藏家所讲大致不谬。由此可见，“明代黄花梨雕双螭纹方台”仅存一例的观点，显然是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