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的主人司马悦，于魏书上有传，字庆宗，司州河内温县都乡孝敬里人，为征南大将军、贞王司马楚之之孙，吏部尚书、康王司马金龙第三子，官至豫州刺史。据史料记载，司马悦任豫州刺史期间，还是较有作为的。比如他不轻信口供，断了“董毛奴”一案，就很能说明问题。

在其当政期间，他下辖的汝南上蔡县有一个叫董毛奴的人在路上被人杀死，随身携带的5000钱也被抢走。上蔡县令怀疑这是本地一个叫张堤的人图财害命，于是下令将张堤抓捕归案，并从他家搜出了5000钱。在审问时，张堤开始不承认，县令便要对其进行拷打，张堤非常害怕，于是招认自己杀人劫财。案件上报到州衙门后，司马悦查阅案件卷宗时发现了不少疑点，怀疑案情不实，便传讯董毛奴的哥哥董灵之，问他：“你弟弟被杀人抢钱，凶手当时肯定慌慌张张，现场应当遗留点什么？你可否拾到了什么东西？”董灵之说：“拣到了一个刀鞘。”司马悦于是召集州内的工匠，叫他们传看刀鞘。其中有一个叫郭门的工匠看过刀鞘后报告说：“这个刀鞘是我做的，去年卖给了同城人董及祖。”司马悦派人拘捕了董及祖，一经审讯，特别是看到刀鞘后，董及祖便供认了杀人劫财的罪行。司马悦于是依法处死了董及祖，将张堤无罪释放了.

1979年，《司马悦墓志》出土于孟州城关镇斗鸡台村。据当地人介绍，该墓志的出土过程，也有极大的偶然性。 司马悦墓上原是一个高10米，周长100余米的土冢，当地人称之为斗鸡台。传说是唐代王公贵族在此斗鸡而修建的土台，该村的村名也由此而来。由于当地农民长期在此起土，致使该台后来只剩下2米高。是年春，斗鸡台村民用水浇麦田时，由于斗鸡台周围地势较低，便在其附近形成了一个水坑。经过长时间的浸泡，水坑塌成了一个大洞，坑里的水全部灌进了大洞，村民这时才发现原来这里是一个长方形的斜坡墓道。墓室为单室，底方顶圆，穹窿顶。当时村民比较迷信，没人敢下去看。后来水干了，几个大胆的年轻人就下到墓底去玩。他们在刨开淤泥、浮物后，捡到了几件精美的青瓷碗，并从墓底刨出了一方长方形的带盖墓志。这就是《司马悦墓志》。该志盖长1.10米，宽0.78米，厚0.08米，上面刻“墓志盖”3字。志石长1.08米，宽0.78米，厚0.12米，北魏永平四年(511)二月十五日刻。正书，22行，每行32字，共661字。因当时书碑例不署名，故无撰文、书丹者姓名。 据说，由于墓志盖较薄，村民认为没有什么用处，就弃置郊外，后被人砸成了碎片。墓志则被人拉到村内一个水渠上，背朝上当了过桥。墓志出土后半年左右，原孟州市一中教师刘绍恒听说此事后，将信息告知了当时的县志办主任张思青。张思青对此非常重视，约请当地文化名人倪星源一起到斗鸡台村查看。当他们把墓志翻过来，看到“魏故持节督豫州诸军事征虏将军渔阳县开国子豫州刺史司马悦墓志”等字样时，都惊呆了。二人马上通知了县文化馆，县文化馆于是派人把墓志取了回去。后来，文化馆又通过大队（当时的村委会）从村民家中收回了几件北魏时期的青瓷碗，并对墓室进行了清理。再后来，村民为了平整土地，用封土填平了墓坑，斗鸡台便从此消失. 1992年，国家文物局组织文物专家对司马悦墓出土的文物进行了鉴定。经鉴定委员会的一致推荐，《司马悦墓志》被定为国家一级珍贵文物，几件青瓷碗被定为国家二级珍贵文物。随后，全部文物被河南博物院征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墓志的盖虽已残破，然其部分残片后来还是被县文化馆想方设法收集回来，目前依旧保存在孟州市博物馆里。所幸的是，“墓志盖”3个字还算完整。

编后语：北魏统一北方，迁都洛阳，结束了黄河流域的混乱局面。雄才大略的北魏孝文帝，提倡汉化，发展教育，洛阳再次成为书法艺术的中心，一种介于汉晋隶书和唐楷间的新书体－－魏碑体产生了。作为魏碑体代表的《司马悦墓志》，其书法特点有三：其一，横画和捺画保持隶书的特点，常伸展到字形边界甚至超出边界；其二，字形与隶书相比呈扁方形；其三，撇捺向两侧伸展，收笔前的粗顿以及抬峰，使整个字形厚重稳健又略显飞扬、规则中正而富有动态，颇具审美价值。 清代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赞誉魏碑有“十美”：“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碑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