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5月26日，中国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内藏文物包括公元四至十一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五万余件。这一发现，一方面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地区古代历史、地理、宗教提供了大量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另一方面由于保护不力，致使藏经洞绝大部分文物后来都流散到世界各地，从而给中国的文化事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多把敦煌藏经洞文物流失的责任推给了王圆箓，认定是王圆箓的贪婪和幼稚，致使敦煌藏经洞的文物大量流失！那么，事实真相又是如何呢？

    为了揭开谜底，就让我们从王圆箓发现敦煌藏经洞文物说起:王圆箓，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因当时麻城连年旱荒，生活无着的他，便逃到了肃州（今甘肃酒泉）做了一名边防军卒。退伍后无事可做，就当了道士。王道士云游到敦煌莫高窟后，就在今天的第143号窟居住下来。此时，敦煌寺院多为红教喇嘛，诵的是番经，惟独王圆箓能诵道经，且说汉语。因此，当地人大都请他礼拜与忏悔，他的生活状况也由此得到了明显改善。

    1900年5月26日，王圆箓早早起来，清扫莫高窟北端七佛殿下第16号石窟甬道中的积沙。当他把7米长甬道内的积沙清除掉后，甬道两壁露出了宋代人画的菩萨像，虽然画工并不精细，但保存得相当完好。王圆箓漫不经心地观看着墙上的壁画。这时，甬道北壁的墙上忽然裂出一道缝隙来。他吃了一惊，赶紧凑上前去，用旱烟管在裂了缝的墙壁上敲了几下。

    结果让王圆箓吃惊不已，墙壁竟然是空的！王圆箓心里一阵激动，料想其中必藏有宝物。王道士轻描淡写地打发走了在场的其他人，耐着性子等到晚上，便悄悄地去打开了这道伪装的窟壁，找到了用泥封着的洞口。

    王圆箓打开了这个洞口，一扇紧闭的小门出现了。他打开小门，里面是一个黝黑的高约160厘米，宽约270厘米，略带长方形的复室，室中堆满了数不清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王道士一时感到不知所措。第二天一早，便取出几份经卷，一路小跑来到县衙，送给县长汪宗翰。汪宗翰见多识广，知道这些古物的价值，便仗势向王道士索要了一批。与此同时，甘肃学台叶宗炽通过汪宗翰，也得到了不少藏经洞的藏品，其中就有宋乾德六年（968）的水月观音像。叶宗炽建议藩台衙门把这批文物送到省城来保存起来。可当时昏聩的甘肃府台觉得花高昂的路费运送这些“废纸”根本不值得，便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只是发出了一纸命令，让王圆箓封起藏经洞，从此就不再过问了。

    不曾想到的是，王圆箓的发现使敦煌再次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许多“外国学者”纷纷慕名而来。

    盗取莫高窟宝藏的始作俑者是俄国的勃奥鲁列夫。1905年，当他听说敦煌石室发现古代经卷写本，便于当年10月到了敦煌，以少量的俄国商品作交换，从王圆箓手中骗去一大批珍贵的文书经卷。勃奥鲁切夫将卷带回国后，对此秘而不宣，直到1963年世人才知道这一秘密。

    继勃奥列夫之后来到敦煌的是英国人斯坦因。1907年，斯坦因来到了莫高窟。起初，为了看到日夜期盼的藏经洞，斯坦因绞尽脑汁，想了很多办法去接近王道士，但王道士却避而不见。后来斯坦因了解到王道士对唐玄奘非常崇拜，于是便把自己装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说他是沿着唐玄奘西天取经的路来的。这一招很灵，在骗取了王道士信任的同时，也达到了骗取藏经洞文物的目的。

    斯坦因盗宝成功的消息，极大地刺激了其他帝国主义者的贪欲，他们争相派“考察队”前往敦煌。法国人伯希和来过，满载而归；日本人吉川小一郎来过，满载而归；美国人华尔纳来过，同样是满载而归。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如此多的“考察人员“中，从未发现中国人的身影。

    帝国主义分子疯狂掠夺敦煌莫高窟文物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仅北魏到北宋的古写本就有两万多卷。内容包括佛经、道经、摩尼经、诗赋词曲、小说、方志、信札、户籍、账簿、借贷契约、历书、医书等等。除此之外，还有绘画、织绣等工艺美术品1000多件，其中有一件唐咸通九年（868）的刻本经卷，卷头有一幅“佛说法图”，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件雕版印刷品，也是被盗文物中最珍贵的一种。

    敦煌莫高窟的文物被劫掠后，莫高窟也随之名扬世界，国内外学者从各种专门学科的角度，对以敦煌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独特的“敦煌学”。

    直到1909年，清政府才决定把剩余的藏经洞文物全部运往北京保存。然而，这批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启来京的途中，又被各地官吏层层盗窃，几乎每到一处都会失窃。至此，藏经洞经卷遭受了最大的劫难。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要追究敦煌藏经洞文物流失责任的话，当时的清政府极其腐败的地方官吏无疑是要负有第一责任的。可以说，正是他们的渎职和腐败，才错过了敦煌藏经洞文物免于流失的最佳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