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表达贵在谨慎

世间充斥许多声音，只要是人聚集的地方，我们都能收到杂乱无章的信息。人似乎天生具备着表达自我的能力，恨不得走上神坛，成为天地间唯一的传教士。佛教里所谓的净土，我想，就在于神与神之间没有嘈杂的声音，该干嘛干嘛。

吴承恩、蒲松龄等一些志怪小说家，笔下撰写的神鬼，到底还是人。只有人喜欢表达声音，渴望天上、地下，都能知晓。睿智的人，常常会在修口上下功夫，绝不会信口雌黄，口无遮拦。钱基博先生给儿子钱钟书送上字为默存，不为别的，就是希望其不要随意表达，否则，就有可能惹来无数的麻烦。

钱钟书又何尝不是如此，谨慎地守着“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格言，一心一意做着学问，自然能够在中外古今的知识海洋中闯出一番新的天地来。胡适先生认为年轻人要多做一些学问，不要老是在外面大呼小叫，不能静下心来。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可以说，真正想要走得更远，就得守住自己的嘴巴，不要不长脑子的乱说。

当然了，民主的社会，不会反对世人发出声音，如果想办法堵住老百姓的嘴巴，只能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自古以来，凡是开明的时代，都给予了民众自由表达自我的权利，正所谓广开言路，总比战战兢兢防着老百姓说话要强上百倍。可悲的是，许多声音不过是一些平庸之人发泄情绪的工具，我们不必要过于记在心上。

世间许多声音无非围绕着名和利在做着文章，就像发生了一件事故，置身其中的人不是想办法去处理，而是在一边喋喋不休，表达着似乎责任不在自己，别人才是错误。如果你走在大街小巷，凡是看到吵吵嚷嚷的地方，所有人表达的都是自己的得失，压根儿不在乎别人的感受，否则也不会出现一些奇怪的事。

智者不喜欢辩驳，而是在想办法给世界以光和热。所谓慎于言，就在于说话者有必要斟酌所说的一切，不是随意臆断，导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我们都是凡人，更是一个个俗人，不可能在情绪问题上做到收放自如，只有不断地控制住嘴巴子，才能找到许多事背后所隐藏的一切。

评判一个人是否睿智，不在于表达了多少，而是在只言片语中到底蕴藏着多少智慧。老子没有留下人马高的著作，只不过是前前后后五千言，但几乎是字字斟酌，句句推敲，竟然成为了世界的瑰宝。上天不喜欢说多少话，一旦说出来，就是山崩海啸，我们为什么说话没有分量，就在于说了许多空话、套话、废话，纯粹浪费纸张，又怎么可能传至以后人呢？

文以载道，真正伟大的著作，都会在表达上特别慎重，绝不会“为赋新词强说愁”。曹雪芹谦虚地说写下的《红楼梦》不过是“满纸荒唐言”，殊不知，人家在写作的过程中，又何尝不是“一把辛酸泪”。一个人只有全身心投入到写作中，才能如愚公移山，感动天帝，最终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来。

我曾经纳闷，一些伟大的作家，譬如卡夫卡、张爱玲等，到了临终之时，都要求继承者把一些作品付之一炬，可惜的是，那些继承者没有听话，结果面世之后，才发现，许多作品却成了惊世杰作。事实上，许多优秀作家对写出的作品都不十分满意，老是在不停地修改，可读者却特别认同，就在于彼此间的要求不一样。

作家创作时间长了，慢慢地，就不再信口开河，而是写一句都得反反复复琢磨，正如曹雪芹所说：“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似乎觉得有江郎才尽之感。莫言写了许多作品，其中有些作品就是洋洋洒洒，下笔千言，等到了写作成熟之时，如《蛙》，就得反反复复构思了。自从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似乎没有多少作品面世，世人觉得奇怪，殊不知，只有长期在创作领域遨游，才发现，写文章如在雕刻艺术作品，完成地花功夫，做细活，而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对自己作品不满意，就在于表达没有完全地尊重事实，存在杜撰之成分。席勒强调艺术创作的自然主义倾向，我想，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每个写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更好地表达生活中可能存在的一切。列夫·托尔斯泰为什么反反复复修改小说，就在于小说所表达的与自己所希望得到的老是存在差距，当然到了最后，随着情节的推动，慢慢地，竟然发现，有些时候，主人公似乎不受控制了。

有人说，一旦作品面世了，就不再属于作者本人，而是属于社会，人人都有解读的权利。正因为如此，许多伟大的作家，他们都不怎么愿意急急忙忙把作品面世，而是反反复复修改，等到有些满意后，才会嘚嘚瑟瑟地拿出来，就像犯了错误的孩子一样。莫泊桑困惑于老师福楼拜为什么不把自己的作品面世，达芬奇惊异于老师为什么让自己画蛋？说白了，就在于作品面世，都得对社会负责任，而不是想当然地在一边发泄情绪。

我们没有必要成为嘴巴的奴隶，老是想着说多少话。到底是自媒体时代，许多声音都从自己的平台发出，看上去有着几分道理，殊不知，细细推敲，却漏洞百出，荒谬不已，是不是该负点责任，我想，确实值得每个人去深思。

人在做事，天在看，我想，表达之于内容，总得三思之后才可以，如果老是任凭言辞泛滥，就算口才再好，道理再怎么华美，恐怕要混淆视听，扰乱秩序，不亦悲乎！（钱永华  图片摘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