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预言”被照常升起的太阳晒成齑粉，如飞舞的雪花徒增了2012年终岁末的一些俏皮气氛——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阳光明媚，雪化了，有种淡淡的时光烘焙的味道，好像午后的一杯焦糖玛奇朵，香馥而温暖。

　　2012年的最末一天，我与S君看望了多年不见的李老师。李老师是我们小学时的美术老师。S君如今在新加坡作美术教师，而我则与宣传工作密不可分，我们俩算是直接或间接受到李老师的影响，他是我们的“启蒙老师”。想来，小学毕业整整过去已经十八年了，不知道李老师是否还记得当年那两个“小萝卜头”。

　　在约定的时间前往李老师家里。S君倒是颇费点周折找到如今的地址——信息时代，倘若你真的想要找到谁，总是可以寻到的。小区单元的那栋楼，李老师早早站在窗口，我们远远地就望见了他。原先在脑海中模糊的影像此刻变得清晰并与记忆吻合，李老师没变，只是今年已经70岁的他头发完全白了。

　　让老师将我们的名字与相貌一一对应起来需要花点时间。后来我对S君说起，我们的十八年是从童年走向成年的一场巨变，而李老师的十八年是早已相对稳定的十八年。过去需要努力仰视的他，现在看上去竟有些瘦小——也许一直便是这样，他像是相对静止的坐标，只是我们长大了，长高了，成熟了。话匣子打开，时光便回溯到充满了阳光的童年时代。李老师很是感慨，当年的这些孩子，在课间午休时分来到办公室里画画，只是出于单纯的喜爱，喜爱画画。绘画如今仍在我们的生命中充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我们还能记惦着他，他感到十分高兴，以至于中午的便饭怎么也不肯让我们来“买单”。

　　而我们，找到一种美好，像是有一个十八年来一直存在的精神家园。我们在喝着咖啡的时候，S君仍然重复了那一句话，如果没有遇到李老师，我的人生会是怎样，会走在哪条轨道之上？这是值得庆幸的际遇，优秀的启蒙教师，不仅教会你一些技术，更是教会你如何做人。在我的心中，也常常存在着这样的自我问答。

　　在2012年的最末一天，我收到编辑寄来的两本杂志和两期稿费。这是下半年始终延续着的好运，连着几个月的发表稿件，算是对暑假中仅仅两周时间的欧洲之旅的一种回报。物质上的反馈是其次的，把这些稿费加一起勉强可以抵消我和太太前往意大利的签证费用。简单换算，辛苦码些三千字篇幅的稿子的回报率甚至比不上多担任几回“监考”的收益。然而我依然感激，感激旅途，感激旅途中的所思所得。

　　有些精神上的快乐，难以用物质获得的多少来衡量。

　　就像我问母亲，第二次香港之行，较之上一次，多了几分快乐。她的欢乐溢于言表。这一回她没有被旅行团牵着鼻子走，而是大胆地做了一回自助旅游的“背包客”——自己安排行程，自己寻找住宿，自己解决吃饭的问题，自己观光旅行，当所有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她的最大感触是，一切问题都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困难嘛。

　　这简直是我们家族中最好的那部分基因。让我想起姥姥当年的无所畏惧，她目不识丁几乎跑遍了中国。而我，一次又一次地期待，踏上一下站的未知旅途。我知道，只要人在旅途，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在2012年的最末一天，我读完了齐泽克的那本著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几经尝试，终于读完。多少人一听这书名就会诧异地问我，这到底是一本神马书籍啊？这些名词让人头疼。我在研一的时候也只是翻阅了第一章就再也没能往下深入阅读。

　　如今，我读完了这本书，但我不能说我完全读懂了齐泽克的那些深奥的、晦涩的、难懂的理论。可是这仍是一个好兆头，通读过后回过头来想想，还是有五、六成的程度是可以读懂的，哪怕有一成的收获也是好的。那些文字的共鸣，本身就是喜悦，好像学生时代解析出一道几何题似的。无论如何，阅读应该变成一种习惯。我希望每年的阅读量都不要低于上一年的阅读量，让我的背包中始终有一些好书存在，让漫长的地铁时光，让简短的上班的公交时光，都不被浪费，甚至是挤出一些时间来阅读。它也能促使你思考，进而胡乱写些什么。

　　正如柴静所言，写不是义务，写本身就是写的报酬。

　　写在2012的岁末，这一年实现的梦想要比遗憾来得多。写在2012的岁末，管他妈的逻辑有没有错，我习惯了思维跳跃依旧。写在2012的岁末，我期待2013是一个更有希望的明天，2013有一个更美好的而立之年的我。

2012-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