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后，曾经做过七年教员，就教于大同师范学校。后来该校增设高等师专班，又受命执教中文班的古代汉语课程。七个春秋的岁月，朝夕不暇，为人师表，谙悉教书匠亿辛万苦、夙夜匪懈之境况，在一生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大同师范坐落于城外西郊的十里河畔，由西门外乘6路公交车到大同糖厂站下车，往北穿过铁道，大约200米就到了。

这是一座风景秀丽的校园，人称“小清华”。肇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初名为“大同府中学堂”。民国二年（1913年），改为山西省立第三中学。同年，山西国民政府拨款在十里河畔购置土地500亩开工兴建新校。建筑蓝本参照天津南开中学图纸设计，校园以南北为中轴线的中国传统建筑方式展开，左右对称，古朴典雅，最具特色的是迎面一字排开的行政办公区，之后是礼堂及12座方形教室，另有图书馆、实验室，东西各有6排宿舍，建筑总面积达7410平方米。

民国十年（1921年）7月竣工，学校正式迁入。到了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称“山西省立大同中学校”；1949年又称为“察哈尔省立大同中学校”；1952年改称“大同市第一中学”；1972年更名为“大同师范学校”。1978年经山西省政府批准，在校内同时设立“山西师范学院大同师专班”，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开设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专业。2003年省政府撤销中师建制，改为雁北师范学院大同分院。2006年4月更名为大同大学大同师范分校，2018又更名为“大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其校园被确定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当时学校的书记是牛奇，校长为杨笃文，教导处主任王守功。

教导主任王守功

由于工作关系，接触较多的是王守功先生。王先生为北京通州人，年近五旬，中等个儿，瘦长脸儿，面容清癯，梳着小背头，由于长相单薄，脸上爬满了长短不等的皱纹，笑的时候双眼眯成一道缝，给人一种儒雅谦和的感觉。满口地道的京畿口音，说话时自觉不自觉地纵一纵鼻子。坐相也很特别，一条腿总要跪在椅子上，并且左右腿来回替换。

王先生出身不好，早年间就读医学专业，毕业后阴差阳错地分到中学搞教育，逐步晋升为这所重点中学的教导处主任，是该市教育界有名的人物。

虽然家庭背景有问题，但没有影响他对党组织的追求，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加入党组织的要求更加迫切，多次递交申请书，表达了一位老教育工作者多年的愿望。恰在此时，政府加快加大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批准了他的入党要求。打那天起，王先生无论开会还是谈话，句句离不开“我们党”，以至于大家用“我们党”代替了他教导处“王主任”的称号。当然了，这里绝无半点儿嘲讽的意思。

在教学业务上师生交口称赞，但在学生管理上大家颇有微词。

由于学生都住校，晚自习后要盯着学生按时睡觉，并由校领导、班主任、学生干部组成值周小组，逐一对学生宿舍进行监督喊话：“熄灯时间到了，不要说话，赶紧睡觉！”最后在晚上十点钟拉闸限电。若逢哪个宿舍有人说话，还要提出警告。

如果说工作辛苦，那是绝对的，但他操心劳神的地方很多，而且是盯着不放。学生的宿舍离厕所很远，晚上如厕是个问题，遇到夏天还好说，若是冬天从热被窝爬起来上厕所就有点为难。这时候有的学生就偷懒，半夜里跑到墙角去撒尿，甚至早晨起来也去便溺。王守功得知情况后，经常大清早去抓现行，逮着便让其写检查，弄得大小伙子们无地自容。更有甚者，就因此事影响到留校工作。

有人说，“王守功是一池清水不养鱼的人”，只盯着老师们工作，“只要马儿跑，不给马儿草”，不解决大家工作生活上存在的问题，有点儿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有时候在校领导之间也“不近情理”，若遇上级领导视察或兄弟学校观摩教学活动等，他与其他校领导将来宾送到食堂，扭头便走，弄得别的校领导走也不是陪着也不是，十分尴尬。有人就说：“他以为自己不吃就廉洁，其实不吃比吃了影响更差，陪着吃顿工作餐怎么了？总得尽地主之意吧！”

王守功后来调走，筹建云中大学。再后来因施前列腺手术出现意外去世。

校长杨笃文

杨笃文校长，也是我上高中时的校长，山西闻喜县人氏，与我同为山西大学中文系校友，是我的老学长。大高个子，四十多岁，黑红脸膛，一口晋南普通话，嗓门儿很大。为人直爽，平易近人，善于联系教师，注重思想工作，在教职工中有很高的威望，大家愿意与他交心，受到员工们的尊重。

我结婚的那一年，不知他怎么得到了信儿，专门找到我，表达学校的意见：鉴于当时教师生活上比较拮据，本着少花钱也要热闹办婚事想法，拟以简单的烟酒糖茶为我举办婚礼。因当时父亲在老家已经筹备妥当，所以未能在学校举行。但作为一校之长的关怀体恤之意，令我非常感动，一生铭记不忘。

1979年，国家人事部发文，要在教职工中调整工资，但不是人人有份儿。文件规定：就是要拉开档次，打破大锅饭，只给40%的人晋级。闻听此讯，本来平静的校园，立码风起云涌，争得头破血流在抢着调工资。本来嘛，穷酸多少年的教师一直没有调整工资了，眼巴巴地看着这么一次机会，大家都摇摇欲试，不甘心落下。教师们都有一个想法，等到下一次晋级还不得猴年马月，所以个个都急赤白脸，不惜撕破脸皮，相互下拌，你争我夺。

此刻，有的老教师不知是什么心理也出言不逊，甚至攻击到青年教师。我听后十分生气，青年教师怎么了？青年教师也是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另类，原本就知道这次晋级不会有青年教师的份儿，你们爱怎么争就争去，干嘛和我们过不去呢？

于是我找到杨校长，校长听罢微微一笑，说：“这次调资是僧多粥少，我们校领导也很挠头啊，不给谁调都觉得心里过意不去，所以大家做些过分的事，说些出格的话都能理解，无米之炊不好做哟。对于你来说，是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本应进入调资的行列，但那些干了一辈子的老教师都快退休了，赶不上这次会落下终身的遗憾，想一想也够酸楚的……”

我接过校长的话茬儿：“我不是要争这一级工资，是感觉这话太伤人，青年教师并没有招他们惹他们，不知何出此言？”

那一刻，我也深深地体会到校长的无奈和爱莫能助的心情。

1985年底，我奉调进京，去省教育厅办理转换调动函时，杨校长恐我人地生疏，便给他的同学写了一封信，嘱托帮助我即刻办好相关调动手续，由于其热心协助，使我在规定的时间内进京并到卫生部报到。

教研组长张瑞

张瑞老师是语文组组长，同为山西大学中文系校友，瘦长脸，嘴角右边有一条细细的疤痕，架着一副白边眼镜，透着一口浑源腔，为人正直，思维严谨，言辞犀利，振振有词，能言善辩。

张老师为中文班开设现代文学课，在当时来讲这门课程也不好讲，由于文革刚刚结束，很多事情没有定论，尤其是文学艺术领域，对于一些作家作品如何评价，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和文献，张老师硬着头皮上，本着对社会、学校、学生负责的精神，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真实客观地对待和评价每一位作家，把积极向上的富有正能量的作品搬上讲台。

为了讲好课，避开一切打扰，晚上就住在教工宿舍里，埋头编写讲义，一直工作到夜深人静的时候。由于精心准备，他的课非常叫座儿，受到师生们的一致好评。

冬天的教研组靠生火炉来取暖，下班后炉火也就熄灭了，所以每天都需重新点燃。作为教研组组长便带头值班，按规定可以不坐班，但他说自己住在学校的家属院里，往来方便，一早就将炉火点旺，校外的老师们进入办公室，感觉温暖如春。

张老师与同事们相处得十分和睦，谁家有什么事都记在心里，倾心倾力地帮助。

组里的老教师赵忠，大高个儿，脑袋有点谢顶，可能因高血压所致，面色红润，通俗地讲就是红头涨脸，每每办公室炉膛火旺的时候，血压直往上串，此刻张老师便嘱咐其推开门降温，或者休息休息。

有一天晚上，赵忠先生在家中备课时发病，送医院抢救无效病故。照理说料理后事应由学校出面，而张老师却跑前跑后，一边抚慰家属一边办理丧事，与组里的同事一道，在学校图书馆为赵忠先生举办了遗体告别仪式。家属也很满意，一再通过学校对张瑞老师表示谢意。

当我在北京大学进修的两年里，张老师为了不让我分心，坚持为我邮寄了两年的工资和粮票，每到发工资的日子，张老师无论刮风下雨都要骑车到电厂邮局将钱寄出。要知道他还有备课及主持教研组的工作。在他的关怀和帮助下，我顺利地完成了进修任务。

回来表示感谢时，张老师只是淡淡的一笑：“谢什么呀，这是力所能及的事。”

调京后没几年，听说张老师罹患肺癌去世了，在惊诧之余，为其英年早逝深深地感到惋惜。

两个毕业班

在大同师范执教的那几年，完整地带了两个毕业班，一个是中师34班，一个是中师44班。

初参加工作，当班主任理所当然，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非新教员莫属。

班里的学生来自大同城区、矿区、南郊区、北郊区，当时入学的学生年龄比较大，大多是从社会上考进来的，有的甚至长我一、两岁。和这些同龄人厮守在一起，在语言情感方面都比较接近，容易开展班里的工作。

进校的第二年，大同市教育局根据全市中学教师缺少的情况，提出将1978年入学的中师32班、33班、34班、35班、36班、37班，划分为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四个专业班，用以弥补中学教师的短缺状况。

划分专业班后，我担任数学班的班主任兼该班的语文课。全班学生84人，其中女生39人。推选来自大同矿务局的颜廷耀同学为班长，颜廷耀为山东高唐县人，工作能力比较强，积极主动，团结同学，班里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将中师毕业生分到中学任职确实有点儿揠苗助长，只是权宜之计，对中学教学工作没有多大好处。

中师44班是1980年入学的，这个由学校到学校的学生，无论从接人待物、社会经验明显弱于34班。参加建校劳动需要强制，早晨出操稀稀拉拉，纪律方面松松垮垮，两相对照，大有云泥之别。

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34班的几个学生晚饭后到学校外边散步，学校的东边是十里店村的农田，当时他们只是在田埂上走着，路过一块瓜地时，匿藏于附近的村民说学生摘了瓜，并报告村书记。村书记赶来，说最近瓜田屡屡被偷，便认定是学生干的。学生一再解释，书记怒目不听。这时有位学生上前，刚张嘴：“杜书记……”还没等说完，只听“啪”一个耳光搧了过来：“杜你妈×！”并立即向市公安局报了警——学生毁坏青苗。

学生回校后，如实向我说明了情况。我对学生随意走进庄稼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夜里九点多钟，王守功先生请我到教导处，一进门就见几位警察在场。王先生简单介绍了一下，让我将真实的情况提供给警察，警察做了记录，说：“根据我们的现场观察和你们的介绍，学生并没有摘瓜，也没有毁坏青苗，希望以后多加注意，学生的活动范围最好不要离开校园。”然后架着警车离去。

王主任又责成我和办公室的徐文华前往十里店，向村领导作了沟通。此事便算了结。

……

一晃快四十多年过去了，潺潺的流水，飘逸的云朵，绚烂的春花，皎洁的秋月，岁月不待人，然而过往的哪些事却永远定格在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