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疗常见不良反应发生机理和对策(教案)(四)
(2009-11-10 06: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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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常见不良反应发生机理和对策(教案)(四)
李苏宜
心脏毒性
发生率较血液系统及消化道毒性为低,但是多为不可逆,易导致严重后果。且表现多样化,发病进程可早可晚—也多样化。
一.
1.分类:依据心脏毒性出现的时间分为以下三型。
S—T段降低、定性早搏和定上性心律失常。此型多为可逆性,持续时间短暂,一般不影响继续化疗;
②亚急性毒性:常发生在首次化疗后的4周内,也可见到二次周期后的2—3周以内,主要有心包炎、心肌缺血和心机能阻碍等。后有心脏病者和老年人(70岁以上者)可发生充血性心力衰竭;
③慢性毒性:主要是心肌病变。
2.引起心脏毒性药物
二.蒽环类药物心脏毒性
具有发生率高,与累积用药量呈正相关,表现多样化,部分为不可逆毒性等特点。其中以ADM和DNR的心脏毒性最强。
1.急性和亚急性毒性
①心电图改变:最常见现象之一。是非特异性的心电图变化及心律失常。心电图可出现S—T段下移、T波低平、QRS波下降等心肌供血不足、低电压等表现和实速、室上性心律失常、室性和房性早搏等心律失常变化。除S—T段及T波异常可持续数天至2个月以外,其他表现多在1周内恢复。
这些变化一般无临床意义,对于心脏健康的患者来说,不影响继续用药,治疗前心电图是否正常,对蒽环类引起心脏毒性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是有影响的。
QRS波低电压超过40%以上变化时,不宜应用蒽环类药物。
目前以为导致以上心电图改变的机理有:
a、
b、
②心包炎—心肌炎综合征:此类亚急性毒性多发生在DNA首次或第二次化疗后的4周以内,也与DNA的累积剂量有关,超过60~80mg/m2后发生率急剧上升。病情严重,表现为明显的心律失常,心肌功能障碍,甚至发生充血性心力衰竭而死亡,组织病理学检查是一种急性炎症过程,累及心包和心肌外层,常见于无心脏病史的患者。
③心肌缺血、心肌梗死。
DNA和ADM见有极道,通常在用药后数小时内发生,出现类似心绞痛的症状。易见于原有冠脉供血不足的患者,包括蒽环类药物引起的供血不足,在此基础上发作缺血和梗死。因而,临床上对于已经发现供血不足的病人,对ADM的应用应慎重。
机理比较明确:ADM、DNR可以起到刺激物的作用,引起类似肾上腺激素的刺激作用,发生血管痉挛。因此,一旦发生,应用硝酸酯类药物应该凑效。
2.慢性心肌病:
①临床特征
发生率通常在1%左右(不包括亚临床型)。临床分为亚临床心肌病,非致死心肌病和致死性心肌病三种。
亚临床心肌病仅仅是同位素血池扫描时发现心脏功能受损,患者可无任何症状,多在常规剂量治疗后6~8个月发生;
非致死性心肌病可表现为低血压、窦速或缓、心室肥大、房早、心肌劳损、预激症候群等。
致死性心肌病则表现为充血性心力衰竭,发生时少有前驱症状,以急骤性发作最为常见。迅速出现窦速、呼吸困难、肝肿大、肺水肿、胸腔积液和全身水肿等。出现时间多发生在ADM后30~40天,个别报道右长达190天或短至10天。这些都是特例。一旦发作,基本死亡,病期不超过10天。
②发生机理:
病理组织学检查:光镜下可见心肌细胞广泛退行性变及间质水肿,电镜下一派心肌细胞变性坏死的景象,包括肌纤维部份或全部缺失,线粒体变性,纤维化等。
蒽环类药物细胞毒机制包括了嵌入DNA,抑制RNA, 抑制蛋白质合成,干扰细胞的氧化磷酸化过程等相对较广泛的环节。
推测蒽环类药物通过产生自由基和过氧化脂质,抑制心肌细胞Na+--K+--ATP酶系统活性及K+运输,抑制心肌细胞的核酸代谢,抑制细胞呼吸链功能等有关。还可能与心肌细胞受损后释放自身抗原引起免疫应答有关。还可能与干扰心肌膜Ca+通道正常运作,改变了细胞膜的流动性有关,也可能与ADM结构中含氨基糖引起氨基糖化致心脏病有关。
③相关因素
严格的剂量毒性效应关系是存在的。ADM累积剂量在450mg/m2,体表面积时,发生率不足1%,超过500 mg/m2,体表面积时,迅速上升至20%左右,超过700 mg/m2,体表面积时则高达40%左右。
与药物输液方式有关。3周一次注药在同等剂量下要比周疗法毒性大,持续静脉点滴较静脉输注的毒性要小,但是,主张中心静脉注药,以防渗漏。
与心脏的状况有关。承受过心脏放疗,患有心脏病史的患者,发生北及其严重程度均高。
与化疗药物毒性叠加有关。包括CTX、ZFO、5-Fu等在内,均有心肌损伤的报道,含用时应予以充分关注。
与年龄有关。15岁以下儿童发生率高于成人4~5倍,机制不明。
④LVEF
蒽环类药物心脏毒性的监测手段很多。包括心电图、心机酶学测定,超声心动、心内膜活检等。目前认为最佳监测指标是LVEF。
LVEF概念及意义:心室舒张期内,室腔被回心血液逐渐充盈量最大,此时心室的容积称为舒张末期容积。心室射血期末容积最小,此时的心室容积称为收缩末期容积,舒张末期容积与收缩末期容积之差即为搏出量。正常人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约这145ml,收缩期末容积约为75 ml,搏出量为70 ml。搏出量与左心室舒张期末容积的百分比即为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正常值成人55~65%。
在评定心脏功能时,单纯考虑搏出量和单纯考虑左心室舒张期容积都是不全面的,心脏功能减退时,搏出量变化是不明显的,即此时的LVEF却可明显下降。因此,LVEF作为评估蒽环类药物心肌毒性的指标极有价值。可以及时发现临床前期的心脏功能改变,确立心肌功能受损的程度。
放射性核素心脏血池扫描技术是首选方法,其特异性及准确性均高。也易于开展,超声心动图价格便宜,也可用于LVEF的测定。但准确性相对较低,易受人为因素的干扰,不过必要时可多做几次。
适用对象:蒽环类药物应用需求的患者,原先有心脏病,胸部放疗史、心电图异常以及含用CTX等药物者,原则上都应监测LVEF。
当LVEF≥50%时,可以应用蒽环类药物,并且应在ADM累积剂量达到250~300mg/m2,体表面积时复测LVEF。之后,每次ADM前均应复测。
当LVEF<50%时,或者在动态观测LEVF时发现绝对值下降≥10%时,应停用ADM。
不遵循以上原则,将会使心肌病发生危险性提高近10倍。
⑤预防措施:
控制终身累积剂量是最根本的措施。ADM≤550 mg/m2,eADM≤900 mg/m2,THP≤1000 mg/m2,MIT≤140 mg/m2,DNR≤550—600 mg/m2.
变更注药方式是辅助性措施:包括改良为3周的周疗法,持续24—96小时连续滴注等。
对于存在危险因素的患者,可以合用心脏保护剂,包括以下:
a、
b、
c、
三.
非蒽环类化疗药物心脏毒性的发生率更低,严重程度也轻,主要有烷化剂,紫衫类和5—Fu。
1.烷化剂:多见于CTX和CFO
常规剂量下CTX罕见心脏毒性,骨髓移植技术保驾下的单次大剂量应用时则右产生严重的心脏毒性,主要是心包炎和慢性心肌病,也有急性毒性包括心律换常和供血不足的报道。
多数心包炎、心肌病发生产剂量是135—175mg/kg,停药2周左右发病.
单纯心包炎的预后明显优于心包炎—心肌炎,后者生存期仅为前者的三十分之一
(不足2周)
高剂量下CTX引起心脏毒性的机制不明,但是与蒽环类的机制肯定不同,不存在终身累积剂量问题。
IFO常规剂量下即可出现心脏毒性,但发生率极低,表现为房颤,心电图异常等。
2.紫衫类药物 包括TAX和Docetaxol
常规剂量下即可引起一些急性和亚急性心脏毒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心律失常和心肌供血不足。
心律失常表现为多样性,包括窦缓、传导阻滞、房性心律失常和室性心律失常。其中窦缓为一过性,无症状,对心脏健康者无临床意义(发生率约为20%)
目前尚不能证实taxol具有终生累积剂量问题,但也不排除。
尽管紫衫醇的心脏毒性发生率很低严重程度小,但对于具有某些危险因素的患者也不宜应用,否则发生心律失常的可能性极大,这些危险因素包括:① 在6个月内有心肌梗死病史,心绞痛或充血性心力衰竭,这类病人不能耐受心动过缓;② 存在心脏传导异常,如束枝传导阻滞,Ⅰ度房室传导阻滞;③合并应用其他能影响传导功能的药物。
3.5—Fu
心脏毒性相对单一。心肌缺血是其主要毒性,严重者可发展为心肌梗死。
心电图改变呈供血不足,心肌缺血图形,包括QRS低电压,T波低平、S—T段下移甚至倒置等。可有胸骨后疼痛的表现。发生时间可在:单次用药500mg以上时的3~4小时,和持续性注药的第3、4天。
无心脏病史者发生率仅1~2%,有心脏病史者可高达5~15%。胸部放疗后应予以注意。
5—Fu心脏毒性近年来有发生率升高趋势,个别报道已达3—7%,应该与持续注药方式广泛以来,5—Fu周期用药剂量大副度提高有关。
5—Fu心脏毒性与ADM不同,无终身累积剂量问题,停用5—Fu 后多可迅速得到缓解。机制推测有三:其一,由于心肌细胞对5—Fu知感,5—Fu可直接伤害心肌细胞;其二,5—Fu促进血管活性物质释放,引起冠状动脉血管痉挛;其三,5—Fu与心肌细胞结合形成复合物,引起自身免疫反应。
应用硝酸酯类药物及钙通道阻滞剂如异撑定能够缓解5—Fu的心脏毒性,且有一定的预防作用。但不推荐用于常规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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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的治疗的不断进步,造就出了一大批治愈和长期生存的恶性肿瘤患者,那么化疗药物自身致癌的作用也在逐年显现,越来越受到重视。
由于SM的发生,不仅仅与化疗药物、放疗有关,与常见恶性肿瘤一样,SM同样有遗传变异,免疫功能异常,其他致癌物质作用,第一次患病带来的不良心理因素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因此,很难完全界定对SM发生起决定性因素在每一个病人身上是哪种因素,作出这种精确的评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各种化疗药物中烷化剂的致癌性最强,其次为表鬼臼毒素类,DDP和MMC也有,但极弱,其他抗代谢类药物无,一些新药和蒽环类药物不明。
一.
以烷化剂为首,其次为表鬼臼毒素类药物的化疗引起的ANLL的危险性较其他化疗药显著增高。分为烷化剂性ANLL和表鬼臼毒素性ANLL。
1.烷化剂性ANLL
与氮芥、噻口替哌、卡氮芥、环已亚硝胺和白清安相比;CTX的发生ANLL危险性最低,且存在剂量毒效应关系。发生ANLL的危险性于化疗后2年开始增高,5~10年达到高峰,然后逐渐下降。前驱表现为50%的病人表现为骨髓异常增生综合征(MDS),然后在1年内发展为ANLL。
2.表鬼臼毒素性ANLL
包括Vp-16,Vm-26,与烷化剂不同,此类ANLL多发生在化疗后较短时间,平均2~3年,而且MDS少见。
蒽环类导致ANLLE有个别报道,与此类ANLL基本相同。
化疗相关性ANLL均为常规白血病治疗方案抗拒。
二.何杰金氏病与第二原发癌
与同质的正常人群相比,何杰金氏病人群化疗后罹患ANLL的相对危险性是RR=70,其次是NHL RR=19,实体病罹患相对危险度(RR)分别为骨由瘤12、肺癌4、胃癌、大肠癌、乳腺癌、甲状腺癌均为2。值得说明的是,ANLL和NHL属少见癌种类。正常人群中发生率本身就很低,而肺癌、胃肠癌、乳腺癌发生率在正常人群中相对ANLL和NHL本身就较高,因此实体瘤的累积危险性应为显著上升。对人的危害实际力度应高于ANLL和NHL。
1.ANLL:
发病因素与化疗方案,周期数、方案种类有关,MOPP方案引起ANLL的危险性远远高于ABVD方案,10~12个周期化疗与6周期化疗相比,ANLL发生危险性高3~5倍,2~3种方案交替应用较单一方案应用,危险性提升40倍,合并应用放疗是否增加ANLL罹患危险度,尚无确论。
发病危险性于疗后2~4年逐渐升高,5~9年达高峰,15年后达平台状态。
2.NHL:
疗后5年危险性开始升高,与化疗方案,种类数,周期数似无关系。原因可能有:①诊断误差,5年后并发;②HD向NHL转化,可见于淋巴细胞为主型HD;③HD疗后急度受到严重摧残。
3.实体瘤
肺癌于疗后5年起发生率急剧上升;乳腺癌于疗后10~15年起伏病危险性上升。甲状腺癌也是10~15年,骨肉瘤平均约为5~8年。恶黑(RR=2)为疗后1~4年,可能与化疗摧残免疫功能有关。
三.NHL与SM
NHL与HD机相比,SM发生率较低,其主要原因是NHL较HD预后差,生存期短。
生存期超过15年的NHL中,罹患膀胱癌的RR=3.2, 考虑与NHL化疗方案中广泛应用CTX有关。
CTX累积剂量少于20g时,膀胱癌罹患相对危险度RR=2.4,达到20~49g时,RR=6.3,剂量超过50g时,RR=14.5,
CTX治疗期限越长,膀胱癌危险度也随之升高,6个月时RR=2.5,18个月时RR=3.7,51个月时RR=11.8。
四.睾丸肿瘤与SM
睾丸肿瘤疗后,对侧睾丸发癌时间出现较早,多在6~8年间危险性开始上升,而消化道肿瘤和泌尿系肿瘤则在10年以后。
发生原因与放疗和化疗均有关。化疗中PVB方案可能性小,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BEP方案的更多采用,将PVB方案中的VLB换成Vp-16以后,使ANLL发生率明显升高,危险性升高的高峰期是疗后5~7年,RR不同报道最低最高范围是66~336。个别可见MDS前驱症状。
五、乳腺癌与SM
乳腺癌的SM最多见是对侧乳腺癌,其次是子宫内膜癌,ANLL、卵巢癌,再次为肺癌、大肠癌、甲状腺癌和恶黑。
1.对侧乳腺癌
占所有SM中的近一半。危险性于疗后15年开始升高,因此,疗后5年内发生的一般认为属复发转移,不是SM,对侧乳腺SM实际发生率为1%左右。
2.ANLL
实际发生率为0.5%,与放疗和含CTX的化疗共同作用有关。与化疗用含左旋苯丙氨酸氮芥方案有关(RR=10)。
3.子宫内膜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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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消化道毒性,血液学毒性来说,神经毒性的发生率较低,并且由于大多数化疗药物呈水溶性,分子量较大,因而难以通过血脑屏障,因此,中枢神经系统受到药物损伤的机率较小,且程度一般也较轻。
常见具备神经毒性和药物有L-OHP、VcR、NVB、MTX、DDP、CBP、taxerer、taxol等在常规给药途径时即可产生,另外,鞘内注射MTX、ADM、ADM、MIT、THP时也可引起神经毒性。大剂量应用Vp-16、Ara-c、 IFO时也可引起神经毒性。
一.
1.
2、5-Fu
3、VcR 有报道VcR可导致血脑下部的神经细胞损伤,引起抗利尿激素的过度分泌,出现ADH分泌异常综合征,发生低钠血症,也可出现眼睑下垂,复视,角膜自射消失,面N麻痹、声音嘶哑等,停药后短时间内可恢复正常。
另外,替加氟由于脂溶性较高,易于通过血脑屏障,静脉注射时约一半患者会出现头痛、头晕、昏睡等,是为剂量限制隆毒性之一;IFO当剂量超过2g/m2时,可出现视力模糊,轻度意识障碍等,停药后2~3天可自行消退;卡英氟可出现长时间大剂量5—Fu用药引起的小脑损伤的症状,当口服时间达80—90天,累积总量达200g左右时可出现健忘、共济失调、口舌不灵便等症状,停药后不会马上缓解,而是病情加重速度减慢,除了停药外,该毒性尚无有效办法;甲基苄肼口服剂量达到1000mg/ m2左右时可出现乏力、抑郁、倦怠等精神症状。
二.
1.
另外,还有发生率较低的颅脑N受损症状,包括眼睑下垂、复视、角膜反射消失、面N麻痹、声嘶、吞咽困难等。
VLB、VDS、NVB均具有以上类似表现,但程度及发生率均低。其中,NVB以自由神经受损为主,主要表现为胶痛、便秘、发生率近一半,却罕见体位性低血压,尿频等。
2.
总剂量达到500mg/ m2以上时,几乎所有病人都会发生感觉神经的病变,但运动N一般没有损伤。位置感、触觉障碍较轻,主要表现为下肢振动感减弱,知觉传导速度慢等。神经传导检查可以发现,知觉障碍的活动电位低下,传导速度降低。病检:神经纤维的轴素变性,髓鞘损伤。约有1/3的病人在停药半年以内症状仍继续加重。联合运用Vp—16、VDS时可使上述毒性出现相加作用。
3.
4.
影响因素有:用DDP合用;酗酒史;糖尿病史;剂量累积:taxol≥175 mg/ m2时docefexol≥100 mg/ m2;
机制:直接影响N的微小管,改轴素变性,发生脱髓鞘。
三.
甲基苄肼可引起末稍N损用力,表现为感觉异常,发生率为15%左右;
5—Fu与CTX合用时,可加重末稍N损伤;
VcR可致辞味蕾变性;
DDP有引起视神经炎的报道;
四.
1.
2.
(2002年收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