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卿

　　像我这个岁数的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多多少少都受到了一个叫萨特的法国人的影响。所以这次到巴黎参加人类学电影节，我特地带着两个小兄弟去了圣日耳曼大街的萨特故居，在著名的“花神”咖啡馆，假模假式地叫了一杯ESPRESSO，享受着巴黎初春的阳光。整得小兄弟直感叹自己成了文化人，感觉和香榭丽舍大道上疯狂购物的旅行团成员拉开了档次。

　　瞻仰完故居，下一站自然是拜会萨特现在住的地方。萨特同志和她的革命伴侣波伏娃同志现在摞在一块，住在一个叫“蒙巴纳斯”的公墓里，进大门左手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墓碑上雕刻着他们俩的名字，墓碑下摆满了鲜花，以及各种文字的留言。你不得不佩服欧洲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所谓“墓园文化”，死人和活人混杂着住在城市里，给人的感觉是死者并没有走远，还生活在后人的中间。墓园里一点儿阴森恐怖的气氛也没有，你能看到市民们悠闲地徜徉在墓碑之间。当然来这里的游客也非常多，他们都和我一样，在找着自己悼念的对象，像玛格里特•杜拉丝、波特莱尔等，他们都和萨特同志住在一个“小区”里。

　　即将离开的时候，墓园导游牌上的一个名字改变了我们的行程：Joris Ivens, film maker。伊文思，他居然也在这里！这个名字让我一下想起了许多往事。

　　1986年，伊文思在中国拍摄他的收山之作《风》，应广播学院之邀，他与老师们进行了一天的交流。我作为唯一的一名学生代表参加了这次见面会，会上，放映了我的毕业实习作品《战士从这里起步》，这是一部让我至今想来脸红的片子。节目中有一段给新兵过生日的场面，那个新兵被战友们的热情感动得泪流满面。看完片子之后，伊文思质问我，当时那个孩子哭了多长时间？我回答说，大概十分钟吧。他接着问，为什么在片子里只有不到5秒钟的时间？我无言以对，喃喃地说，这个镜头是特写，我的老师曾经告诉我，在编辑过程中，一般来说特写镜头不应该超过5秒。伊文思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为什么不能把你看到的、让你感动的东西原原本本地交给观众呢？这句话对我来说真的是振聋发聩，如果说伊文思的那堂课让我真正入了纪录片的门丝毫不为过，而且它一直影响到我后来的工作。

　　1991年，我已经是《地方台30分钟》的值班编辑，每天协助领导审看和编辑来自各地方台的专题和纪录片节目。一天，高峰带来了一位宁夏台的编导，这个叫康健宁的编导一直阴沉着脸。他带来一部叫《沙与海》的片子，按照常规，组里的编辑们和领导坐在一起审看这部纪录片。说实话，这是我工作以来第一次看到让我真正感动的节目。看完片后，组里的一位老同志提出了一个让我无法接受的修改意见，认为小女儿在沙漠里滑沙子的一段太沉闷了，或者把镜头减短，或者加上“抒情”的解说词。这时，我看见康健宁阴沉的脸上已经写满了阶级仇民族恨，不知道为什么，我脱口说除了伊文思的那句话。

　　其实，每个人对生活都有自己的观察和理解，这也是纪录片拥有它独特魅力的地方。我从来不愿意把自己的所谓“创作经验”强加给另一位创作者。比如我的手下就有一个叫田小资的DV青年。有一天，她发烧了，吃完消炎药之后，便对她家楼下的拆迁居民产生了兴趣。费尽周折找到了一台家用摄像机，准备实现她的DV梦想。到了现场之后，突然她觉得没法下牙了，于是给我打电话，问我这类纪录片应该怎么拍。我特别诚恳地告诉她，把你看到的，你感兴趣的内容录下来，直接交给观众。此后，她日复一日地拍摄着那些普通人的生活，并且乐此不疲。我觉得她已经离自己的梦想不远了。

　　伊文思一生游历了大半个地球，在他的晚年，他把自己所有的激情和对生命的思考转化为几部在中国拍摄的纪录片。在他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显然不会记得在他八十八岁的那年曾经和一个中国青年说过的短短的几句话。但那几句话的的确确影响了那个中国青年对纪录片的认识，那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视角，每个人都有自己对影像的理解，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声音。

　　在离开蒙帕纳斯墓地的时候，我和同行的小兄弟在伊文思的墓上郑重地放了一捧鲜花。走出墓园，已经是中午时分，巴黎人悠闲地带着狗散着步，大狗在叫，小狗也在叫。

 开幕式照片转贴自曹美女的博客光着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