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脸面”之“脸”主要与个体行为有关，集中体现人自身的形象或表现，“面子”和社会互动有关，偏向互动的关系状况；“脸”是人身一部分，“面子”则表示关系；“脸”是个体为了迎合某一圈子的认同形象而表现出的心理与行为，“面子”是这一心理与行为在他人心目中产生的效果或地位；因此，中国人做人的重点不在自己的人格、品格提升上，而在以他人为重或表面应酬上。

为了“情面”，人们不得不在各种不同情况下说些或做些有违于自己真实意见或感受的话与事，即在人情面前，为了体现面子的价值，可以虚伪地对不同人说着不同的话，尽管许多的话并不是自己真实的意图或意愿。由于中国人建立在群体价值和血缘关系基础上的“面子”，其内涵直接体现为宗法人伦伦理。在中国人的实际生活中，个人并不那么着意自己的脸面，更注重他所属于的那个社会圈子的脸面。“保全脸面”和“丢失脸面”之间的分界线的划定的是顺着个人所归属的那个社会圈子。因此，尽管个人身份或成就也是面子的重要资本，但它依存于相应的社会圈子。每个中国人都有为群体挣面子的义务，也有分享群体面子的权利，但却没有丢面子的权力，因为你所丢的已经不是个人的面子，而是群体的面子。中国的面子文化里缺少让个人重获体面的忏悔和宽容机制，在很多情况下，群体的面子一旦受损，个人力量是难以挽回的，个人也将永远无脸面对。

因此，中国人是一个对“面子”非常介意的民族，经常会为了维护“面子”而坚持错误，也会不惜牺牲实际利益来换取形式上的面子（松本一男）。中国人被人指出缺点是丢面子，因而不管有多少证据都要否认这些事实，以保住面子。不管出了什么问题，最优先的是考虑如何保全面子，而不是找出问题的原因和改进的对策，因此难于及时改正错误。在他人取向下，传统中国人对别人对自己的批评意见特别敏感，希望在他人心目中保有良好的印象，希望与其他的个人维持和谐而良好的关系，而不愿意得罪任何人。这种处事态度和心理状态下的中国投资者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产生从众行为，即使投资失败，也要保全面子，不及时出仓，从而使从众行为转变成处置效应。

以良知为代价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游戏规则，“体面”的表象被异化为不体面言行，这便使得中国人讲面子或保面子，演变出一整套学问，成为一种非公共关系的人际关系法则。中国人的“讲面子”最终往往是以牺牲个人尊严甚至良知为代价的，许多面子经常是靠虚话谎话甚或推卸责任来维护的。为了保体面，把主要精力放到“做人”上。“做人”主要是要领悟各种事关面子的人际游戏规则，学习如何获得和处理面子的艺术。对中国的面子文化来说，最大的关节就是如何保面子。中国人一旦有了过失，不是首先直面过失，而首先要考虑的是要如何维护挽回自己和群体的面子。这时，回避错误，文过饰非，甚至以小面子的牺牲来挽救群体的大面子等在西方人看来极不体面的矫饰虚伪行为，便成为中国面子文化的常规通则。

如果个人失误造成丢失面子的事情，单位领导总要先隐瞒住，以避免单位丢面子。如果个人丢了人格，在外国人面前也就丢了“国格”，丢了全国人的“面子”，给中国人造成了沉重的“面子”负担。比如，在SARS疫情爆发时，有关部门首先想到的是隐瞒事实，避免丢面子，内含却是不承担责任，以至失去了防治的大好时机。经常有矿难瞒报不报的情况，也是有关机构为了面子而不负责任的表现。

 由于面子的最终所有权属于个人的社会圈子，个人的荣辱与圈子相关，因此，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时，往往要受圈子中群体意见的压力，屈从群体意见往往也是个体在投资过程中的理性选择，否则即使个功成功了，也是一个不讲人情关系的人，是不给群体中其他人面子，将受到孤立。

如果上市公司在经济方面（财务方面）、社会责任或环境责任方面出现了错误而只顾面子不顾投资者的利益，不及时改正错误，不及时全面准确地披露相关信息，这样的上市公司，就是投资者应当回避的，只有投资者回避之，才能让上市公司只顾自己面子的行为付出代价，当然，有关监管机构也应对其进行相应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