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面子文化是一种无可否定的潜在力量，只不过面子不可捉摸，不讲规则，只按照人们的常识来废除和替换，在社会各项游戏规则中，面子、关系和人情是社会运行的润滑剂，但过多的“润滑剂”反而使其作用走向反面。

1、人情和面子只偏向自己人圈子，对“圈子内”和“圈子外”的人，实行完全不同的标准。在人际关系中人情和面子往往就决定了一切，一个圈子的中心、领头人怎么样，他圈子里的人就怎么样。中国文化是非常有人情味的文化，中国人是非常有人情味的人，但人情一定是有范围的、是有具体指向的。对圈子内和圈子外的人，中国实行完全不同的标准处事。对“圈内”的“自己人”，当然是情义为上，什么都可以；对“圈外”与自己无关的人，但毫不关心，甚至损人利己。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圈子内部进行内幕交易、内部政策或保密政策向关系圈泄密，这是常见的违规行为。当然由于圈子到处都是，信息在私人间迅速传递过程中也往往促成了羊群效应和从众行为。由于过分讲究圈子，过分重视和相信圈内的信息，使投资者对公开的信息反应不足，可能失去了投资机会。

 2、“圈子”的伸缩性及消极性。圈子以“自己”为中心，有很大的伸缩性。社会关系逐渐扩散出去，私人联系不断增加，但圈子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而改变、调整。原来不是自己圈内的人，如有用，则通过拉关系，使其进入圈内；虽是圈内之人，但对自己无用或有冲突，必须排除在外。从自己人情链上取得“情”之温暖时，如果将这种人情链扩大而放到社会中，则出现人情冷漠化，因为对“圈外”与自己无关的人，中国人毫不关心，社会人际关系缺乏同情、关心与爱心，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的。 “圈子”的这种可伸缩变动性和伸缩过程的冷热变化，造成了“拉关系、走门子、建关系网”的风气。“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在中国人人都靠别人并被人靠，要生活，要做事，就要有适当的人际关系；有了适当的人，就能做成要做的事，不在于这件事本身是否该做，是否重要；所以是非如何、合理性的问题就不重要了，办事的规矩、规则就更不重要了。

3、建立人情，抛弃法理。重“情”抑“理”就是重面子、重关系而抑是非，因为“情”更多偏向于“礼”及一切形式化的应酬和交际。中国人特别强调我与自己人，即具有“血缘”关系的人之紧密联系，通过“家”的面孔织成各式各样的“关系网”，并在人情网中获取某种资源。人情的大圈子里有小圈子，小圈子里有更小的圈子，谁都相信只有在更小的圈子里，别人才真把自己当“亲兄弟”。因为，中国人相信只有在一些特殊的关系圈中才安全，才能维护自己本该得到的利益。中国人以脸面二字为核心，关系、人情、面子是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关键性的社会文化概念。同事、同乡、同学、邻居，拐弯的亲戚、抹角的战友、远在海外的旧友、一面之交的新朋，均在审视之中，能利用的都利用起来，力争成为“社会关系”的大户。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观念与价值认同中，是通过人情文化来认同，情与理并不对立，巧妙统一在情中。在中国，法治的难以推进很大程度上是被根深蒂固的人情面子关系软化，有人便是有理，有人情便胜过了一切理。

4、面子文化牺牲个人利益和尊严为代价。中国的个人是由群体来定义的，做什么事，不管是为公或为私，都要有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要为整个团体有利的说词才容易成功。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人与人的关系以五伦为基础架构，五伦又以亲族关系为其中心价值。这个价值系统，从家庭强调等级分明的和谐秩序，发展到社会系统强调群体忠诚；这种等级分明与忠诚，乃是要求个人为维护群体利益，而作出自我牺牲。 中国人所提倡的“孝道”的最终目的就是“光宗耀祖”，即为父母、长辈争面子。西方人为了挣体面，便要努力去“做事”；中国人为了保体面，却要把主要精力放到“做人”上。这“做人”主要是领悟各种事关面子的人际游戏规则，学习如何获得和处理面子的艺术。为了面子，说一些违心的话；为了面子，许一些违心的承诺；做一些违心违法的事。过后矛盾、后悔、心烦、意乱、自责、自罪，面子越背越重，心身所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心理压力过大，如果出现一些突发的消息或事件，中国人就很容易形成心理群体，个体从而丧失了基本的理性，普通的投资者无法在心理高压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只能非理性地去处理各种信息并做出不当的投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