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是中国人精神的纲领，无愧是中国人做戏的本领（鲁迅）。由于中国社会是一个重视和讲究“关系” 的社会，中国人把重点放在面子上，面子关系到他人的评价，评价的好坏影响到关系的保持。

由于老要顾全“面子”，希望在他人的心目中保有良好的印象，常不得不说有违自己意愿的话和不得不做有违自己意愿的事。因而，在社会互动中并非要以自我形象“脸”的建立来获得“面子”，做人的重点已不落在自己的人格与品性的施展上，而是放在他人的评价或表面应酬上（沙莲香等,1998）。 

中国人讲面子是出于种族的强烈的“戏剧本能”，任何一个中国人就会以为自己是戏剧中的一个人物 ，“人生本是一场戏”，他把自己放进戏剧场景之中，在生活的各种复杂关系中恰当地去表演，就会有面子。如果不这样做，或者忘记这样做，或者中断表演，就叫“丢面子”。面子就象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中国人许多重要素质这把锁。 在中国，面子这个词在字面上是一个群体复合名词。大凡中国人，说话办事既要给自己争面子，也要给别人留面子，还可能会向他人借面子。讲面子要面子，这几乎是中国人做人做事的第一要则。面子也指“体面”，即人类对身份尊严荣誉及外在形象等等价值因素的自我意识或社会评价。

“面子”在中国文化中，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人格标准，同时也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整合工具，一种社会行为规范。比如，当今的宴请，非常讲究面子，已成为社会群体的一种非理性行为：不问价格，不讲质量，不看品种，宴请成为一种热闹、欢乐、荣耀、面子、身价的平台，面子使投资群体的无意识非理性行为更为严重。

表面热闹的人情和面子，实质是人际间的利益交换，内含的是利益关系，因此，人情和面子是以利益为杠杆进行变换的关系。关系是人们给与交往对方情感的依凭。在考虑如何对待另一个人时，往往是在考虑要给对方多少情感的大框架下，来思量自己与对方过去交往的各种联系之后，然后再决定要履行什么情感义务。中国人对面子问题非常重视，所以要“打肿脸孔充胖子”，正如前面说的，投资者即使遇到风险，操作失误，也要维护面子，护住不出仓，从而形成处置效应。

面子关系的实用理性与关系网对投资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关系”是建立在实用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它建立的目的是参与分配资源，一旦无利可图，关系便容易中断，面子也往往淡化。中国的文化是实用理性文化，不要面子的时候，是关系破裂、人情消失的时候。这种文化心理积淀传承了几千年后形成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关系”及其体现的利益无所不在。办户口、入档案、调工作、上牌照、评职称、获奖励、分房子、买缺货等等，人情和面子就在其间发挥着微妙而巨大的作用。

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普遍不是通过自己的人格与品性等道德因素来建立，而是通过繁杂多变的“礼”与“情”等外在物化的人际交往来体现，人情中“情”因此脱离真情实义与真挚情感之原意，深化成中国社会中特有物质交换形式，人情越来越来成为某种物化价值的契约。如果《资本论》中说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必须通过交换价值来表现。中国证券市场出现的巨大案件，往往与当事打通银行关系、违规贷款进行操作有关。

在日常的交易过程中，一般投资者也只相信自己私人圈子内的人推荐的股票，而不管这种投资建议是否科学合理。一些私募基金却通过物质利益与一些机构经理或者是机构操作者拉关系，挖掘内部交易信息，以求得超额利润，因此被法律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