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最有道的统治者，依道行事，无为而治，不用“有形之手”统治百姓，百姓各得其所，自得其乐，人民只知道他的存在而不必费心去歌颂去害怕去反抗；差一等的统治者，认为自己比百姓聪明，不停地用各种道理教化人民，以仁德的名义治理人民，由于其以德治国、心存“爱人惠民”思想，人民亲近他称赞他敬仰他祝福他；再差一等的统治者，以法治国，用政治法律治理人民，人民害怕受法律惩治而畏惧他；最差的统治者，用暴力来压迫镇压人民、引起人民的反抗而反受其辱。如果统治者糊弄愚弄人民，用朝令夕改的阴谋诡计欺骗人民，他就会尽失民心，人民轻蔑他。

最好的统治是从容不迫、沉默寡言、少说少做、减少干预、无为而治，不用仁义法律等去规范，百姓自然而然去行事去生活，国家大治、功成事遂，老百姓会说：本来自然就应当这样子呀。

第十七章承接上一章，讲的是“出世”的得道者如何“入世”为人民服务的道理。老子认为，最好的管理无论是统治国家还是管理企业，应当“无为而治”，让社会、让百姓发挥其本性，即充分发挥市场的自组织功能。他在后面第三十章中强调“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我们可以用这一章与之对比分析，就会发现，不管什么层级的管理，要按大道的道理来做事，就是少干预、少搞些仁义的虚假的东西。只要按人的本性规定好游戏规则，百姓知道有这么个游戏规则（太上），其它就不用管理者操心了。这是因为道法自然，道理无处不在，不仅存在于管理者心中，也存在于被管理者心中，道不分高下前后左右贵贱，因此不应当用劳心与劳力区别高贵贫贱，不能存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想法。既然人人心中存在一样的道，从道理上讲，人人平等，既然在道理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就不要搞什么“德仁义礼”等表面文章，而应当直接按大道的要求去行事，大道的要求就是，让老百姓成为自己的主人，按其愿望去生活去工作去娱乐去旅游去消费去买房屋去结婚去生子。

于国家，就得分清认识大道的阴阳（道可、道非）对称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既要无为而治保障百姓生存发展的空间，还得按道理“有为而治”，保障百姓生存发展的空间不受恶的力量的干扰。这种有为而治，是“弥伦天地之道”的缺陷，这是因为“道理”既有向良性（道可）发展也有向恶习发展（道非）的可能，高明的管理者，就是做好游戏规则，规定好百姓的行为底线，不准黄赌毒杀人放火抢劫欺诈等等即可，如果百姓不去做恶习恶行，其它的行为，就让他去做吧。当然如果遇到外来侵略、如果出现流行病疫、如果出现洪涝虫灾旱灾等天灾，国家还得出面做好国防安全和社会救济工作，企业还得做好捐助工作。因此，真正的“太上”，就是按道理做老百姓做不了的全国性、自然性、危险性的工作，这些工作的目标，就是让百姓有一个自得其乐自我发展的环境。诚如是，不仅是民众之福气，更是国家兴盛的保障。

于机构，既要认识到发挥员工自我发展的重要性，又要限制员工偷工减料、使奸耍滑的可能。既然人性之道同时存在野兽与天使的双重性，而这种双重人格却由于大脑结构与文化传统价值定位共同决定的。因此，在企业管理中，既要保障员工自由发展良好人性的制度空间，又不能让人性中恶之花自由绽放。因此，在管理中，要让全体员工明白，有一个不可违背的“太上”原则存在，谁也不能违背或者超越管理之“太上”权威。这些太上性质的权威，可以由全体员工讨论共同制定大家遵守的规范，也可以按道的运动本性，先制定让大家共同学习遵守。因此，自由是在不损害他人、机构、国家利益下的自由，因此，按道的规定，人的本质只是相互关系中才能定位，人的自由也只能在相互定义中才能真正体现。

于个体，不仅要充分了解领悟“太上”之道，依道理行事，不做违背道理的行为，才能自然而然地生活，才能安心放心静心宽心舒心地生活。如果不按道理做事，就会受到道德的遗责，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就会失去人心，就会失去朋友，就会自寻烦恼，就会生气、就会生病，就会心理失常，就会导致失败。因为如果不按道理行事，就会受到“八风”的侵害，就会受名利权位的包围而不可自拔，身外之物，往往是安心的大敌。人生中的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及五蕴炽盛苦等八苦，无非是人性中功名利禄缠绵的结局。如何离苦得乐？请按道行事，少贪婪，少迷恋，少占少吃，省心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