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曾是我佩服的学者，《改造》作者张木生，过去不熟悉，看过此书后也有些佩服，都是博览群书、熟读历史之人，词章典故几到信手拈来的地步，文本功底是一流的。但是，饱读诗书是一回事，理解和表达历史又是一回事。理解和表达历史起码涉及两个问题。

（一）何谓历史？

机械论的训练使我们一向将历史视为在已飘逝的时光中所有事实发生的客观过程，和人对它意识与否无关。施拉姆在他的《大众传播》中说到一件事：俄国的心理学家维戈斯基讲了一个农民听两位天文学家谈星球的故事。这个农民说：“我可以想象，人借助于工具可以测量从地球到最遥远的星球问的距离，找到它的位置和运动的情况。但是使我不解的是，你们究竟是怎样找到这些星星的名字的？” 天体的存在是客观的，但找到它需要借助工具，而它的名称符号及其与地球的关系却是人经过研究而得出的结果。

又假如把一国一民族的历史比作一个人的历史，一千个人去写一个人的历史传记，若非彼此模仿甚而抄袭，则完全有可能写成千人千面，会有一千个版本一千种评价，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他？不知道。我甚至怀疑在人的历史活动方面，除开和物质资料生产相关的活动如技术发明和创造，就其余方面而言，真实是不是个伪概念。

即使传记的主角自己出来认证，也未必就准确。人，最难以客观评价的是自己。哪怕他非常想如此评价，非常想知道自己究竟是谁。正如吵架的人谁都是一副真理在握的样子，可其中必有一个对自己认知不准确。永远有理、总是有理，这样的人现实里常见。未必是他胡搅蛮缠，也许人家真的就认为是自己有理。

写一个人尚且如此，何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呢？

这是不是说历史就不可写不可知？NO。倘若历史不可知不可写，就不会文化的代代相传相因相袭，自然也不会有历史。而没有历史，又怎么会有今天和未来？这实际上涉及到一个问题：何谓历史？

克罗齐说，历史是关于历史的判断。这种判断是一种思想认识活动，是经过书写者思而考得到。书写者如何理解和阐释历史？在他看来，书写者思考并书写历史，起因于他的现实兴趣，这种兴趣将之导入历史，而他是按照自己对现实的兴趣来思考历史的，由此历史在他的兴趣中被唤醒和复活。就克罗齐对历史的这一界定来看，笔者认为，所有呈现于文本的历史都带有某种“偏移性”， 一是当下性，任何有关于历史的叙述，在书写者那里，都带有当下的问题意识和视角，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二是写者个人的偏向性、选择性。囿于书写者的“前识结构”，其问题意识和视角的形成不同程度地带有他个人色彩。

但是这并非我们要一概否定主观当下性。“当下性”和“主观性”都不是问题。在当下的视域中再现历史，正是人类现实活动的需要。一般说来，人们的问题意识本应是对现实活动及问题的思考、提炼和折射。而明确问题意识，则是为理清我们的当下性角度究竟是源自于现实问题，还是源自于我们的思维习惯。同时，唯有各种解读视角的相互碰撞，才能使我们对历史的认知朝向“事实本身”。

（二）如何阐释历史？

年少时看历史，常有点悲剧感。王昭君，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可据传她起先被冷藏于后宫，连帝老儿的面都见不着，帝老儿自然也不知道这美女的存在。直至她自告奋勇要出塞和亲，帝老儿便恨不得让她悔婚了。为什么？连帝老儿也是第一次知道自己宫中居然藏着这么个绝色女子。佳丽三千，帝老儿挑花了眼，怕是嫌麻烦，那时又没有相机和摄影师，遂将选拔工作推给画师，令其先描摹入画，然后由帝老儿视图选美。这等于是第一关由画师代选。帝老儿以为画师自然不敢犯欺君之罪，掩盖美女真面目。这件事便有了传播学的意义，画师成了“把关人”。谁知就这样也没挡住画师将资源权力化，立马企图讹诈，谁知昭君倔强拒不理睬，结果她的美貌在画工的画里“偏移”了而落榜。

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所有的历史都是文本中的历史，然而历史阐释对历史走向具有一定导向作用。由此一来，阐释的主观当下性和和产生的历史导向作用几乎构成历史的悖论，只从近代以来的进程看，因阐释错误而误导历史的就数不胜数。中国如此，西方亦然。因此，在转折时期，当慎之又慎，历史研究的视角方法可以各异，但起码有两点需考虑：一是须给出问题意识；一是须给出思考研究的坐标。

给出问题意识，这一点既是让人明白你思考的出发点是什么，也是为了让人能明辨问题之真伪，是真问题还是伪问题。给出坐标，则既是验证问题意识之真伪的依据，也让人明白书写者思路条理清晰与否、是在什么层面和意义上进行思考的以及由此通向何处，据此可考量书写者答案和结论的合理性（正当性）。

明晰研究坐标还有另一个极具重要性的价值：人们可以根据书写者给出的坐标考量其坐标本身的合理性。虽然说尺子可以丈量事物却不能丈量其自身，但是根据书写者的坐标，读者才能考量该坐标的合理性。这里不是用尺子丈量尺子自身，而是将尺子与事物（研究对象）相对比，看尺子是否适用。在对历史与现实的研究中，考量坐标适用性的方法就是：从书写者的坐标考察书写者视野的宽窄，是否有足够的开阔性，以及他的坐标能否说明过去、现在和未来。即将坐标（尺子）置于历史进程，看它作为坐标，是否具有充分的解释力，能否打通历史、现在和未来。

在一定意义上，相比于问题意识，研究的坐标更为重要。这是因为问题意识相对容易明确，当下存在什么问题，大家也都一目了然，即使意见不一致，面对同一个对象，也容易找到共同点。研究坐标却不然，它决不是看了一些史书后就可以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可悲的是，学界研究有两种情景，一是众多学者做研究，除了人云亦云，似乎压根就没有自己的坐标。不过这些人至多是学界中人而非学问中人，他们是拿学术当谋生工具，不提也罢。值得注意的恰是另一类，饱读诗书，词章典故、历史细节几乎可倒背如流，文本功底不仅扎实，而且简直令人惊叹。

但历史的复杂性在于，正因对历史的判断往往立足于当下视角，又和书写者本人的“前识结构”有关，SO，它常常难以避免一种命运：作为一块花布头被人任意剪裁。饱览诗书极具文本功底者，也未必一定不会像技术精湛的裁缝，把一块花布头做成一套款式早已过时的服装。裁与缝是技术问题，但款式却是技术之上和之外的问题，而与视野有关。谁能说，裁缝可以只问做工不问款式？谁又能说我们可以撇开视野仅谈存在发生过的史实？

依我之见，《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正是这类裁缝做出的产品。虽然它号称要改造文化历史观，目标很大；要超越左右和中西，视野貌似比左右更宽。但实际如何，还是让我们来看看这一文本里究竟说了些什么。

篇幅限制，且听下回分解。

下篇预告：《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给我们提供了什么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