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低薪意味着能解决更多人就业？NO！

“低端产业的低薪，既是由劳动力市场决定的，也唯此才能保证更多人就业。罢工违背了合同，妨碍了想就业者的利益，因此是不合理的，必须按市场规则办。”

这大概是最让一些学者振振有词的理由了。他们似乎以为，假设拿出100元钱让人分，多让一些人参与分享，单个人所得虽然少一点，却可让更多人摆脱困境。这个思路误导了许多人，他们将劳动力数量、就业压力归为人口总数量，开口就是中国“人口多、底子薄”之类。这六个字把多少平庸得要命的思维思路涂抹得色彩鲜亮。

其实，这个看法同样是个误区。

       就拿女性参加工作来说，本来“男耕女织”是人类漫长进化中形成的一种分工模式，这种模式有其一定的历史与家庭功能，即便是有过深入开放的女权运动且充满现代观念的国家，女性结婚后退回到家庭，承担起主持家务、教育孩子的主要责任，仍然是很普遍的现象。而从就业角度来说，这种模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少了发达国家就业人口的压力。

         女性全面参加工作，必然导致社会就业人口大量增加。倘若不信，在中国只要让三分之一的女性退回到家庭，就业压力恐怕就会小得多，这样对孩子的教育也会好得多，甚至连上班时间的塞车现象都会得到很大改善。关键是社会发展到今天，单个人的收入报酬应该大幅度提升，使他们能够很好地养育自己的家庭。

    然而，上一世纪五十年代，由于政治动员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达到高潮，女性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工作一时成为时尚，不过即便在那时，仍然有许多女性呆在家中承担家务劳动。真正导致女性全面参加工作是六十年代后的事，这当然一方面是因新的一代女性已经成长，他们参加工作的比例更高，另一方面却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们的收入报酬在降低。过去一个家庭主要劳力的工资可以保障四到六口人的家庭达到社会平均生活水平，而到后来收入日趋低薪化平均化，大概是八十年代，都市里一对夫妇养一个已经不富裕，养两个就会略感吃力了。即使国家不号召计划生育，受限于工资报酬，都市人的生育率恐怕也会自动下降。

        在大量参加工作的人中还有一个阶层，那就是郊区农民。六十年代初，郊区有许多农民并不愿意到城市工作，因为城乡差别不那么大，甚至郊区农民的收入还略高于城市工人。工农剪刀差不断扩大，农民收入也在降低，迫使他们不得不涌入城市。

         维持低薪使企业没有技术提升的动力和能力，反而导致现在部分本科生甚至硕士生也落入打工队伍，起码已出现北大生毕业后卖猪肉的现象，未来几年会不会有博士也同样落入这个队伍，从而进一步造成低端领域的就业压力增加？这着实让人忧虑。本人发现，自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从考硕到考博，每次当人们试图以学历提升来谋求更好的出路时，就意味着学历贬值。

      人们总是喜欢谈中国的就业压力有多大，以为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是解决中国就业压力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模式。实际上，这是从平面视角来看问题，它忽视了一个现象，即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往往与低薪相连，一旦我们立体地考察就会发现，而低薪并不必然带来就业人数的增加，反倒是造就了更多期待就业的人口。换言之，中国待业人数高的现象问题很可能是现有的产业模式本身所制造出来的。假如那些低端化产业工薪高一些，哪怕在2500到3000之间，我想，农村中的许多母亲就不至于舍得抛家别子进城打工，也减少城市就业的压力。

由于长期以来，在经济发展与国民生活改善方面，我们坚持发展优先的思路，且发展模式是增加投入型，致使全民收入普遍偏低。如今，我们面临全球金融危机，本来通过增加全民收入来扩大内需保障就业，并推动我国产业实现内需型转化，可是由于存在大量低收入者和贫困家庭，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加薪，势必进一步拉大与底层收入的差距，造成极大的社会矛盾，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如此一来，产业的内需型转化也就等于零。

        我真的不明白为啥我们的学者有那么多似是而非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