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目录学著录中的家族文献书目

   《崔氏五门家传》二卷本（崔氏撰），收入《隋志》杂传篇著录《家传》类文献。清河崔氏作为当时著名的世家大族,有其修撰家传,谱牒。在《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中收录了当时存在的二十几种家传,其中就有署名崔氏所撰的《崔氏五门家传》二卷。

   《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亦收入，为有崔鸿所撰《崔氏世传》七卷。现已考定《崔氏五门家传》(或《崔氏传》,《崔氏家传》八)即是崔鸿的《崔氏世传》。

    魏晋至唐代的谱学虽然是以姓氏源流与分布为主要整理对象的姓系（谱）学，但这一谱学发展的基础，则是社会各阶层（主要是各地的望族）已有的各种名目的家族文献，如家谱、家传、家牒等等。亦如林宝《元和姓纂序》所说，为编《姓纂》，他“案据经籍，穷究旧史，诸家图牒，无不参详。”对于谱学的断代研究可以证明这一点，历代正史的目录学著录更可以提供一批详细的家族文献书目。

　《隋志》谱系篇著录家族谱八种十九卷：

　《京兆韦氏谱》二卷，《谢氏谱》十卷，《杨氏血脉谱》二卷，《杨氏家谱状并墓记》一卷，《杨氏支分谱》一卷，《杨氏谱》一卷，《北地傅氏谱》一卷，《苏氏谱》一卷。

　《隋志》杂传篇著录家传类文献二十八种一百十一卷：

　《李氏家传》一卷，《桓任家传》一卷，《王朗王肃家传》一卷，《太原王氏家传》二十三卷，《褚氏家传》一卷（褚觊等撰），《薛常侍家传》一卷，《江氏家传》七卷（江祚等撰），《庾氏家传》一卷（庾斐撰），《裴氏家传》四卷（裴松之撰），《虞氏家记》五卷（虞览撰），《曹氏家传》一卷（曹毗撰），《范氏家传》一卷（范汪撰），《纪氏家纪》一卷（纪友撰），《韦氏家传》一卷，《何禺使君家传》一卷，《明氏家训》一卷（伪燕卫尉明岌撰），《明氏世录》六卷（梁信武记室明粲撰），《陆史》十五卷，《王氏江左世家传》二十卷（王褒撰），《孔氏家传》五卷，《崔氏五门家传》二卷（崔氏撰），《暨氏家传》一卷，《周齐王家传》一卷（姚氏撰），《尔朱家传》二卷（王氏撰），《周氏家传》一卷，《令狐氏家传》一卷，《汉南家传》三卷，《何氏家传》三卷。

　《旧唐书·经籍志》杂谱牒类著录二十七种一百七十四卷：

　《褚氏家传》一卷（褚结撰，褚陶注），《殷氏家传》三卷（殷敬等撰），《桂氏世传》七卷（桂颜撰），《邵氏家传》十卷，《杨氏谱》一卷，*《苏氏谱》一卷，*《韦氏家传》三卷（皇甫谧撰），*《王氏家传》二十一卷，*《江氏家传》七卷（江统撰），*《暨氏家传》一卷，*《虞氏家传》五卷（虞览撰），*《裴氏家记》三卷（裴松之撰），*《孙氏谱记》十五卷，《诸葛传》五卷，《曹氏家传》一卷（曹毗撰），*《荀氏家传》十卷（荀伯子撰），《诸王传》一卷，《陆史》十五卷（陆煦撰），*《明氏世录》五卷（明粲撰），*《庾氏家传》三卷（庾守业撰），《韦氏谱》十卷（韦鼎等撰），《尔朱氏家传》二卷（王邵撰），*《何妥家传》二卷，《令狐家传》一卷（令狐德棻撰），*《裴若弼家传》一卷，《敦煌张氏家传》二十卷（张太素撰），《裴氏家牒》二十卷（裴守贞撰）。

　《旧唐志》著录同于《隋志》者十三种。去同存异，两书著录家族类文献共五十种。

　《新唐书·艺文志》谱牒类著录了二十六种四十五卷：

　《元和郡主家谱》一卷，《孔子系叶传》（黄恭之），《谢氏家谱》一卷，《东莱吕氏家谱》一卷，《薛氏家谱》一卷，《颜氏家谱》一卷，《虞氏家谱》一卷，《孙氏家谱》一卷，《吴郡陆氏宗系谱》一卷（陆景献），《刘氏谱考》三卷，《刘氏家史》十五卷（并刘子玄），《纪王慎家谱》一卷，《蒋王恽家谱》一卷，《李用休家谱》二卷（纪王慎之后），《徐氏谱》一卷（徐商），《徐义伦家谱》一卷，《刘晏家谱》一卷，《刘舆家谱》一卷，《周长球家谱》一卷，《施氏家谱》二卷，《万氏家谱》一卷，《荥阳郑氏家谱》一卷，《窦氏家谱》一卷（懿宗时国子博士窦澄之），《鲜于氏家谱》一卷，《赵郡东祖李氏家谱》二卷，《李氏房从谱》一卷，《韦氏诸房略》一卷（韦陶）。

　《新唐志》杂传记类著录家传类文献二十八种，不见于《旧唐志》者，有颜师古《安兴贵家传》（卷亡），《郭公家传》八卷，李繁《桐国邺侯家传》十卷，张茂枢《河东张氏家传》三卷，等。由于《新唐志》的家谱名与《隋志》、《旧唐志》所著录者有较大差别，难以判定是否重出，姑总计为八十种。

　这些是著录于正史之中的唐末以前历代家族资料。此外还有不少散失在其他文献中（详下）。《新唐书》有三十九部《世家》和卷帙浩大的《宰相世系表》，罗列了唐代三百六十九名宰相共九十八个姓氏的渊源和家族世系的承继延续关系，表明唐代关于望族、官族和士大夫家族的世系有着相等完整和系统的记录。这就说明，当时谱学的原则固然是重姓系、轻世系，但这一特点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各类家族自身没有关于世系的记录。综合性的姓系（谱）学与分析性的世系学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对应关系。

　南宋郑樵编撰《通志略》时收集当时的书目，综合排列唐末以前家谱共六十八种二百五十卷，它们是：

　《孔子叶系传》二卷（黄恭之撰），*《孔圣真宗录》五卷，《孔子家谱》一卷，《司马氏世家》三卷，《京兆韦氏谱》二卷，*《韦氏谱》十卷，*《韦氏诸房略》一卷，《谢氏谱》十卷，*《谢氏家谱》一卷，*《杨氏血脉谱》二卷，*《杨氏家谱状并墓记》一卷，*《杨氏枝分谱》一卷，*《杨氏谱》一卷（魏朝杨侃撰），*《北地傅氏谱》一卷，*《苏氏谱》一卷，*《裴氏家牒》二十卷（裴守贞撰），*《王氏家牒》十五卷（王方庆撰），《家谱》二十卷（王方庆撰），《王氏著录》十卷，《王氏谱》一卷，《刘氏谱考》三卷，*《刘氏家史》十五卷，*《刘氏大宗血脉》一卷（刘复礼撰），《河南刘氏传》一卷，《刘舆家谱》一卷，*《刘晏家谱》一卷，*《南华刘氏家谱》一卷，《赵郡东祖李氏家谱》二卷，*《李氏房从谱》一卷，*《李用休家谱》二卷（唐李用休撰），*《李文家谱》一卷（唐李匡文撰），《蒋王恽家谱》一卷（恽太宗第七子，书载其后），*《纪王慎家谱》一卷，*《南阳李英公家谱》一卷，《李韩王家谱》一卷，《东莱吕氏家谱》一卷，*《薛氏家谱》一卷，*《颜氏家谱》一卷，《虞氏家谱》一卷，*《孙氏家谱》一卷，*《吴郡陆氏宗系谱》一卷（唐陆景献撰），*《徐氏谱》一卷，*《徐义伦家谱》一卷，*《徐诜家谱》一卷，《新定徐氏谱图》四卷（唐徐商撰），《周长球家谱》一卷，*《周氏太宗血脉谱》一卷，《万氏家谱》一卷，《荥阳郑氏家谱》一卷，*《窦氏家谱》一卷（唐窦澄之撰），*《鲜于氏家谱》一卷，*《唐氏谱略》一卷，《唐纳家谱》一卷，《赵异世家谱》一卷，《费兼家谱》一卷，《沈氏谱书》一卷，《沈氏衣冠集》一卷（药玩撰），《京兆杜氏家谱》一卷，《曲江张氏家谱》一卷，《钱氏庆系图》二十五卷，《钱氏庆系谱》一卷，《符魏王谱》一卷，《向文简谱》一卷，《浔阳陶氏家谱》一卷，《建安章氏家谱》一卷，《建阳陈氏家谱》一卷，《范阳家志》五卷（卢藏用撰）。

　《通志略》著录同于《隋志》、《旧唐志》、《新唐志》者共三十二种。去同存异，总计为一百十六种。

　此数仍有缺漏。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根据《三国志》裴注、《文选》李注、《世说新语》刘注、《汉书》颜注，以及敦煌文书等资料，在《隋志》、《旧唐志》、《新唐志》和《通志略》的基础上，对唐末以前的家族谱牒发展状况又作了进一步的清理和补充，总数增至一百五十四种，多出四十四种（其中至少有六种已经以别名为《隋志》等正史著录，但难以判断，姑照录）：

　《世说新语》刘注：《吴氏谱》、《李氏谱》、《周氏谱》、《祖氏谱》、《桓氏谱》、《郝氏谱》、《索氏谱》、《郗氏谱》、《袁氏谱》、《荀氏谱》、《曹氏谱》、《张氏谱》、《陆氏谱》、《许氏谱》、《庾氏谱》、《冯氏谱》、《虞氏谱》、《贾氏谱》、《温氏谱》、《卫氏谱》、《谢氏谱》、《戴氏谱》、《韩氏谱》、《魏氏谱》、《谢车骑家谱》、《袁氏家传》、《褚氏家传》、《裴氏家传》、《太原郭氏录》。

　《文选》李注：《范氏谱》、《蔡氏谱》、《顾氏谱》、《顾氏家谱》、《王氏家谱》、《孙氏世录》。

　《三国志》裴注：《胡氏谱》、《陈氏谱》、《刘氏谱》、《诸葛氏谱》、《袁氏世纪》。

　《汉书》颜注：《炅氏谱》。

　敦煌文书：《氾氏家传》、《翟氏家谱》。

　家谱中十卷及十卷以上共十四种，规模最大者为《钱氏庆系图》二十五卷，其次为王方庆《王氏家传》二十一卷、张太素《敦煌张氏家传》二十卷、裴守贞《裴氏家牒》二十卷。家谱的单位卷数虽远不及望族谱，但一百五十四种这一显然只占总数很小部分的数目却可说明，即使在联姓占主导地位、姓系学或姓谱学成为谱牒编撰主流形式的时期，独立家族的谱牒（某氏谱、家传、家牒、家谱等）不仅存在，而且已达到了不容忽略的规模，只是在平均卷数上略低于后世家谱的水准。魏晋、隋唐以来逐渐恢复和发展的私人家庙制度，使得记录家族和宗族的世系有了实际的需要。唐代墓志铭中，对墓主家族世系的系统回顾，也说明唐代私家谱牒大量存在于民间，并在家族凝聚和世系传递上发展着相当大的整合功能。总之，如果没有由各类家族谱牒构成坚实的文献基础，综合性的姓系学、姓谱学肯定难以发展起来。

　　当然，存在大量家谱并不能说明唐末以前就已经如重视姓系那样重视世系问题。因为《旧唐书》、《新唐书》对家族资料的重视和使用，不过是《旧唐书》编纂者后晋人张昭远、贾纬，《新唐书》编纂者北宋人欧阳修、宋祁等人根据当时已开始发生变化的谱学观念，对未归于唐代谱学主流范畴的士大夫家族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类结果。特别是《新唐志》著录的家谱类目录（《旧唐志》尚统一称为“家传”），和由《宰相世系表》等文献表现出来的对家族世系记录的认可，更清楚地应该属于宋代，而非唐代。唐代学者对于由各家族自行编辑撰写的、具有私人性质的“私谱”或“近代谱牒”抱有极大的成见。最典型者莫如颜师古。《汉书·眭弘传》注：

　私谱之文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托，无所取信，宁足据乎？

　《汉书·萧望之传》注：

　近代谱牒妄相托附，乃云望之萧何之后，追次昭穆，流俗学者共祖述焉。但赞侯汉室宗臣，功高位重，子孙胤绪具详表、传。长倩钜儒达学，名节并隆，博览古今，能言其祖。市朝未变，年载非遥，长老所传，耳目相接，若其实承何后，史传宁得弗详？《汉书》既不叙论，后人焉所取信？不然之事，断可识矣。

　以正史记载与否为衡量事实真假的标准，实在未必。即使确实存在如师古所说的“假托”、“托附”，也是一种事出有因的历史现象，充其量也只是“私谱”或“近代谱牒”撰写中的败笔；若据此一概而论，全盘否定“私谱”或“近代谱牒”的价值，不仅立场偏激，有欠公允，在学术上也不无短视。钱大昕居然还称赞师古“于私谱杂志，不敢轻信，识见非后人所及”；而“《唐书·宰相世系表》虽详赡可喜，然纪近事则有证，溯远胄则多舛，由于信谱牒而无实事求是之识也”，其见解颇为武断，令人难以恭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