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姓、郡望、本望及其他

关于“同姓”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姓”不仅是血缘关系的符号，在其基本规定中还同时包含着地缘关系；同姓、异姓不仅是同或不同的血缘关系的标志，而且就其起源来说，还是同或不同的地缘关系的标志。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地缘关系决定了同姓和异姓之间的区别。以上这些特点虽然主要表现在姓氏的早期发展过程中，但在姓、氏已经合一，姓、氏的数量较先秦剧增的秦汉以后，同样构成了姓氏学的基本原理。当人们宣称自己属于某一显赫姓氏，并以此来表示自己的身价时，必须具体指明本人或本人所属群体曾经所处及现在正处的地域范围，以及这一地域范围与他所希望联结的某姓之地域范围之间的源流－派分关系：包括共同的姓源和始祖，自然出现的世系分支，因某种历史原因而发生的分支迁移过程，等等。总之，只有具备了血缘和地缘两方面足够证据的“同姓”，才可被认为具有历史合理性；否则这种“同姓”的真实性将受到广泛的质疑。宋人吕大钧读史，就读出了如下重重疑问：

王之氏一也，吾不知出于元城之王耶，宜春之王耶，邛城之王耶？刘之氏一也，吾不知出于陶唐之刘耶，奉春之刘耶，元海之刘耶？其能明辨而不惑者鲜矣。氏之马者，未必能辨其为马服之马及马矢之马也。氏之石者，未必能辨其周卫之石及后赵之石也。古之氏族繁而知之者反多，今之氏族简而知之者反少。

因此，得到当时社会正式认可、并能成为身分依据的，并不是单纯的血缘意义上的同姓，而必须是拥有同一姓源、同属一个地域范围的同姓。只有具备了这一条件的同姓，才能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同姓。

关于郡望、本望

在魏晋以后文献中随处可见的所谓“郡望”，就是这样一个以地缘范围来明确血缘团体性质的术语。郡望，即世居某郡，为当地人所仰望尊敬的显贵望族，如清河张氏、颍川陈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赵郡李氏等。还有著名的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秦观《淮海集》卷二二《王俭论》：“自晋以阀阅用人，王、谢二氏，最为望族。江左以来，公卿将相出其门者十七八，子为主婿，女为王妃。布台省而列州郡者不可胜数，亦犹齐之诸田，楚之昭、屈、景氏，与国同其休戚者也。”同郡，俗称小同乡，故郡望又称为“乡望”。《资治通鉴》卷一四六《梁纪二》，梁武帝敕曹景宗：“韦叡，卿之乡望，宜善敬之！”胡注：“曹景宗，新野人。韦叡以京兆著姓居襄阳，既同州乡，而韦为望族。”郡望又称为郡姓。《资治通鉴》卷一四○《齐纪六》，记齐明帝亲自批准，河东薛氏“乃入郡姓”。胡注：“郡姓者，郡之大姓、著姓也。”除郡姓之外，根据该姓所居地的远近、方位和行政区划的性质，还有州姓、县姓等多种名称。如《隋书·经籍志》谱系篇叙：

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及周太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录纪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

《新唐书·柳冲传》引柳芳所论，提到另一些名称：

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

用来称呼各地大姓、著姓的名称虽然不同，但对于希望与它们建立同姓关系者来说，都必须在姓号之前冠以明确的州、郡范围（所谓“本望”）之后，方具实际意义，外界才可加以确认和品评。如果要认同某姓，首先就是要认同某姓之“本望”。《新唐书》卷七一《宰相世系表》的体例，是先对各大姓加以尽可能清晰的地域划分，以此分出派系或房份，再以派系、房份为单位列出世系表。如裴姓，“定著五房，一曰西眷裴，二曰洗马裴，三曰南来吴裴，四曰中眷裴，五曰东眷裴。”如刘姓，“定著七房，一曰彭城，二曰尉氏，三曰临淮，四曰南阳，五曰广平，六曰丹阳，七曰南华。”如陇西李姓，“定著四房，其一曰武阳，二曰姑臧，三曰敦煌，四曰丹阳。”如赵郡李姓，“定著六房，其一曰南祖，二曰东祖，三曰西祖，四曰辽东，五曰江夏，六曰汉中。”等等。到后来，凡提到某一封郡，就会令人联想到某一著姓；有时地名竟可暗示某姓。没有明确地域范围的“同姓”，等于无根之人，来历引人怀疑；即使提拔，也非制度设计之初衷，故难以成为品评的标准。

北宋以后，郡望的情况变得十分复杂。凡较大宗族必有古老郡名，其中沿袭者有之，冒认者有之，含糊其事者有之，胡乱编造者有之；真假相间，不一而足。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二有“郡望”一条，对在郡望上的假冒现象有深刻的揭露：

五季之乱，谱牒散失。至宋而私谱盛行，朝廷不复过而问焉。士既贵显，多寄居它乡，不知有郡望者盖五六百年矣。唯民间嫁娶名帖偶一用之。言王必琅邪，言李必陇西，言张必清河，言刘必彭城，言周必汝南，言顾必武陵，言朱必沛国。其所祖何人，迁徙何自，概置弗问。此习俗之甚可笑者也。

对此我们当然要持有足够的警惕，以免轻信上当。不过，有些宗族的郡名虽然在真实性上相当可疑，但若追究其得名的过程，却也能发现一些有趣的历史事实。如宣城邝姓就是一例。邝是古姓，罗泌《路史》卷三○《国名纪·杂国上》：“旷，邝是字书邝，古国，有邝氏。”《姓苑》：“邝氏，广东南海、高要多此族。”自邝氏有文字记录以来一直到南宋，邝氏历代子孙没有离开过广东，始终散居在南海、广州、番禺、新会、从化、花县、东莞一带。“宣城”，安徽宁国府宣城县。据《开平泮村溯源家塾序文》：“祖，谆公，字愈平。（南）宋进士，官京城尹。女选皇妃，封宣城侯，食采其地，故郡焉。”邝谆因国舅身份而获赐侯爵，爵名“宣城”。但事实上“宣城侯”之“宣城”与皖南之“宣城”，只是名义上的巧合，并无实际居住关系。不仅邝谆生前没有去过宣城，在他死后，他的三个儿子一元、一声、一俊兄弟也没有去宣城，同在广东河源为父守制，故而直到民国初年，宣城尚无邝氏族人居住。“宣城侯”之“宣城”演变为采邑之“宣城”，进而成为邝氏宗族之郡名，完全是一种人为的安排。《订修宣城世谱序》记载，谆公因得罪权贵致仕南归后，将家藏白金黄铜及彝鼎等宝物分给三个儿子，但恐后代久而健忘，乃立宣城郡名，使后代子孙、儒士生员龙虎天下者，知宣城郡皆邝氏之一脉。但立郡事宜需报经朝廷方能生效，邝谆未及批准，就得病去世。《谱序》云：“一元、一声、一俊兄弟于谆公逝世后，同在河源，乃谋立邑郡而分居。”又，《重修宣城郡族谱序》称：“谆公与何氏夫人逝世后，三子庐墓服阕，议欲分居。后念同是谆公所出，乃思立郡，以笃其情。奏于朝，制曰可，因赐宣城郡之名。”文献的记载很清楚，邝氏之“宣城”郡名，是出于邝谆父子的自动提议和朝廷的追封；“宣城”之郡名，实循“宣城侯”之名而定，并非因皖南宣城县而产生。在这里，郡名与实际的和历史的生活地域出现了分离现象。而且这一分离确实具有可以理解的原因。

尽管如此，上述分离现象在北宋以前基本上不存在。魏晋至隋唐的郡名大致可以反映某姓的地缘范围。表现在魏晋至隋唐以来谱牒的编撰上，就是出现了大量以姓氏为记录对象的总谱、韵谱和郡谱。其实，这三大类谱严格说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谱牒，而应该是在两汉、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众多类型的独立谱牒基础上，经过总结和研究之后编辑而成的谱学文献，目的是为了制定一份经过官方正式认可的地域－姓氏对照清单，防止出现重大的混乱。

研究表明，谱牒尽管可以有多种体例，但其共性，应较多地表现为对某一宗族世系和人物的集中记录，而谱学则是在对各类谱牒进行整理、综合的基础上形成的概括性成果。以贾（弼）、王（俭、僧孺）谱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以姓氏源流为主要整理对象的姓系学，就反映了这一重要特征。他们根据社会各阶层已有各种类型家谱、家传和家族文献的记载， 清理当时各主要区域内的姓氏来源、分布情况、代表人物、世系简述；通过综合的叙述，表现出各姓在政坛上所处的层次和等级。柳芳对那一时代的谱学发展状况和谱学大家作过如下概括：

晋太元中，散骑常侍河东贾弼撰《姓氏簿状》，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无所遗。宋王弘、刘湛好其书。弘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人讳。湛为选曹，撰《百家谱》以助铨序，文伤寡省；王俭又广之，王僧孺演益为十八篇，东南诸族自为一篇，不入百家数。弼传子匪之，匪之传子希镜，希镜撰《姓氏要状》十五篇，有所谙究。希镜传子执，执更作《姓氏英贤》一百篇，又著《百家谱》，广两王所记。执传其孙冠，冠撰《梁国亲皇太子序亲簿》四篇。王氏之学，本于贾氏。……

据柳芳的总结，六朝以来的谱学，就是一种力图按区域来综合当时所有姓氏的“姓系学”（柳芳所著即名为《姓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