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周遊列國，曆史上早有記載，這對孔子儒家思想的形成都有著重要的意義，同時儒家思想對於中國人的旅遊觀念更是影響深遠，我們不妨來看一看。

    兩千多年來，儒家的旅遊觀對於中國人民的旅遊活動產生了至巨至深的影響。就一個民族的普遍心理而言，中國人有著安土重遷，不喜遠遊崇尚近遊的思想。這可從中國民間的俗語“好出門不如歪在家”，“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看景不如聽景”中反映出來。這是因為受傳統文化影響的中華民族的內傾民族性格特征多少地阻抑了中國人旅遊的動機，它發源於儒家。從孔子思想體系的總體來看，“仁”貫穿其中，成為聯結各個范疇的媒介，同時，又是各個范疇和言行的總綱。而從宗族血緣關系來看，孝悌是為仁之本，提倡孝悌，注意培養人們具有孝悌的品德，是孔子仁學的一個重要內容。因此，孔子曾經要求做兒子的做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禮記>>上也說：“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道而不徑，舟而不遊，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形殆。”儒家之提倡近遊，目的就是為了減少非正常死亡和傷殘現象，從而實現其“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和“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的仁政思想。

    這種近遊觀的出現，與春秋時期的黃河流域，在生產水平尚很低下的時代，勞動力很寶貴的社會經濟條件相吻合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近遊作為一種旅遊方式是社會曆史發展的產物，在當時無疑是有其進步意義的。

    儒家主張和看重近遊，是因為這種短途旅遊既可達到健康身心和陶冶性情的目的，又可和家人同享天倫之樂。然而儒家並不是無條件反對遠遊。按孔子的表述分析，父母去世後，兒子遠遊自然不在限制之列。因為儒家學說以重人倫為核心。父母在世之日，兒子久遊不歸，一則令父母擔憂;二則兒子也不能對父母盡關心贍養的義務。孔子只是要求做兒子的出門之前必須制訂好遊覽計劃，把遊覽路線、時間、何時歸來這類情況告訴父母，使父母心中有數。同時，孔子也十分重視遠遊的作用，把它視為擴大閱曆，結交名流，增進學問的重要途徑。

    《論語》開宗明義就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是孔子對於為他而紛至遝來的客人的歡迎詞，也是對當時人際交往頻繁，旅遊之興盛的社會現象的一種良性指導。孔子還將遊覽視作個體人格發展的理想之路，他認為只有“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才能使自己成為一個真正的君子。所以儒家認為“志在四方”是男子漢應有的抱負和基本的形象特征。這用意很清楚，他們給所有的人規劃了兩種自我實現的途徑：當孝子或當忠臣。為家庭或為國家。前者的奮鬥目標在於使家庭幸福，後者的奮鬥目標卻是為國家太平。由於儒家陽剛進取，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是身在廟堂之上，即一心想參政，因此，在儒家學說中，為父母做犧牲和為君國做犧牲，都屬於仁人志士。明乎此，我們就容易理解在中國旅遊史上為什么近遊理論較遠遊理論同樣發達，探險旅遊同怡情旅遊一樣受我國人民的重視。

    儒家思想的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深深地影響了中國的旅遊文化，孔子的“知者樂水，仁者樂山”，開創了儒家人本主義的“比德說”旅遊觀。他將山水與不同思想修養、氣質特點、個性品格緊密聯系起來，使山水人格化、氣質化;凡是人具有的美德，都可以賦予山水;而且人可以通過遊覽山水達到娛樂、長壽的目的。與孔子開創的注意道德價值的旅遊觀--“比德說”相左的，是老莊開創的注重個性情感的旅遊觀--“情感說”。與儒家同時代生衍，並深深影響著我們民族的心理狀態，思維方式和精神面貌的道家思想，以其“清靜無為”的消極出世態度書寫了另一種逍遙自在的去追求順應自然、返樸歸真的旅遊審美文化。

    中國古代最重要的“驢友”，非“孔子”莫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