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卷：幸福，第九章：对立法学的需要：城邦学引论【1179a34 – 1181b22】，官吏们可惜没有留下什么传世之作。

【1181a5】如果他们能够的话，他们倒是最好能这样做。因为，除了城邦管理能力之外，他们既没有更好的东西留给城邦，也不能为自己及朋友们带来什么好的东西。

ευλογον δ' ην, ειπερ εδυναντο· ουτε γαρ ταις πολεσιν αμεινον ουδεν κατελιπον αν, ουθ' αυτοις υπαρξαι προελοιντ' αν μαλλον της τοιαυτης δυναμεως, ουδε δη τοις φιλτατοις.

And yet one would have expected them to do so if they were able, since there is nothing better than such a capacity that they could have bequeathed to their cities, or could rationally choose to have for themselves, or therefore for those dearest to them.

这是第十卷[快乐]的第九章，在这里讨论的是第十卷第二部分的内容，就是“幸福”，而这一章的主题是：对德性只知道还不够，还必须努力去获得。德性以好品质为前提，而好品质需在好法律下养成。这种教育可由公共制度或个人来实施。但懂得立法学才能更好地进行教育。所以我们还必须懂得立法学。

这一卷所讨论的内容比较多，前面五章讨论的是“快乐”，从第六章开始的三章讨论了“幸福”。

这里是最后一章，要讨论一下如何实现德性的问题。那么如何成为一个好人，亚里士多德指出了三个方式，有些人认为一个人好是天生的，有些人认为人是通过习惯，另一些人认为是通过学习，而成为好人的。因为如何成为好人是这里的一个重要课题，所以在说了这三种方式后，亚里士多德还要对这些方式作深入的讨论。

接着亚里士多德继续讨论与道德德性养成相关的内容，这里提出的是关于法律的内容，亚里士多德指出，有些人认为，一个立法者必须鼓励趋向德性、追求高尚或高贵的人，期望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公道的人们会接受这种鼓励；惩罚、管束那些不服从者和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并完全驱逐那些不可救药的人。

在此还要就想成为好人的人指出一个前进的方向。想成为好人就必须预先得到高尚或高贵的哺育并养成良好的习惯，并且将继续学习过公道的生活，而不去出于意愿或违反意愿地做坏事；如果只要具有努斯，生活在正确的制度下，并且这个制度有力量，一个人就能够这样地生活。然而，作为表达着某种明智与努斯的逻各斯，法律具有强制的力量。这种力量并不是由父亲或男人，而由法律来体现的，因为法律表达了某种逻各斯。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还要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上述的观点，斯巴达似乎是立法者关心公民的哺育与训练的惟一城邦或少数城邦之一。在大多数其他城邦，它们受到忽略。每个人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应当有一种像斯巴达城邦那样共同的教育制度，但当这种制度还不存在或不健全的时候，每个人就似乎应当关心提高他自己的孩子与朋友的德性。他应当能做到这一点，或至少应当选择这样去做。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对生活（方式）的调整有公共的和私人的两种方式，家庭就是小城邦，或者，城邦在治理的意义上就是大家庭，所以立法学可以通及这两者。既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家庭与城邦可以有可比性，那么在此就要对在这两种环境中的共同体问题作一些分析，正像在城邦生活中法律与习惯具有约束作用一样，在家庭中父亲的话与习惯也有约束作用。由于有亲缘关系，由于父亲对子女的善举，这种约束作用比法律的更大。

那么个别教育与共同教育相比究竟哪一种更优越呢，这与医疗中的情形一样。亚里士多德认为像斯巴达那样形成共同教育是好的，但个别教育也是有道理的。如果城邦不关心共同教育，那么只能个别教育，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是好的。但当共同教育形成后，在这样的环境下，亚里士多德又讨论了个别教育的问题，那么这种个别教育与没有共同教育规定的地方的个别教育是不同的，在共同教育的制度下，以共同教育的方式对个学生进行个别化教育。

所以看起来是对一个人教育，其实反映的却是不关心共同教育与在共同制度下的个别化教育的差别。而在共同教育制度下，对具体的个人进行个别化教育这是应该的，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个别情况个别对待效果更好。因为这样，一个人更能够得到适合他的对待。这种个别化是在共同体制下的个别。

从前面讨论的斯巴达式的共同性教养与其他城邦的个人教养，到具体教养方式上的集体化方式与个别化方式。进而转向到例如医生医治的只是个别的病人，所以在这里则讨论医学作为学问是怎样的，所以亚里士多德说一个医生或一个体育教练，虽然在对具体的病人或学生进行工作时是以个别化的方式对个别的人进行的，但如果他懂得医学或体育训练，那么他其实是以普遍的学问对个别进行的指导。在这里指出，一个掌握了医学的普遍性原理的医生在对个别病人进行治疗时才会有好的效果，一个懂得了训练的普遍性原理的教练才能在对个别的学生进行体育训练时产生好的效果，才对对个别作出良好的关照。

在这里则接着上一句科学知识的普遍化与个别教养时的个别化的问题，亚里士多德继续在此进行讨论。当然，一个不懂科学的人也能把一个特定的人照料得很好，因为他从经验中了解如何能满足那个人的需要。但是，那些希望掌握技艺或希望去沉思的人似乎就应当走向总体，并尽可能地懂得总体。因为科学是关乎于总体的。所以，假如有人希望通过他的关照使其他人（许多人或少数几个人）变得更好，他就应当努力懂得立法学。因为，法律可以使人变好。

亚里士多德在前面已经说过“如果他懂得立法学，他就更能做到这一点”，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所有的或所接触到的人的品性变好，只有懂得科学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正如在医疗或其他要运用关心与明智的活动中的情形一样。

那么一个新问题就是一个人从哪里以及如何获得立法学的知识？是从城邦管理者们那里，就像所有从专家那里获得知识的例子一样？因为我们已经看到，立法学是城邦社会学的一个部分。对于这里的问题还要深入讨论，或者，城邦社会学与别的科学和能力的情形有所不同？因为，在别的科学和能力方面，传授能力者，如医师和画师，同时也是实践者。但是在城邦社会学方面，声称教授城邦学的智者们从来不实践。从事实践是城邦管理者们，但他们所依赖的是经验而不是理智。因为，我们从来看不到他们写或者讲城邦社会学的问题，尽管这种活动比写法庭辩词和公民大会演说词更高尚和高贵。我们也看不到他们让自己的儿子或某个朋友成为城邦管理者。这里的新问题是官吏只有经验没有理论，而教授城邦学的智者却从来不从事管理。

所以在此还要对官吏的状态说几句话，亚里士多德对官吏不能传授城邦学感到很遗憾，在这里表达了这种婉惜之情，这一句话里，一共有两个分句。

在第一个分句里，亚里士多德说：ευλογον（最好）δ' ην, ειπερ εδυναντο（能够）· 如果他们能够的话，他们倒是最好能这样做。 And yet one would have expected them to do so if they were able,

这是针对前面所说的那些官吏们只是凭经验治国，只会写一些打官司的讼词，或者在公民大会上的煽情演说，但这些官吏却从来没有写出关于城邦学的理论或就这样的课题所作的演讲，但是他们是可以有能力写作，或者演说这样的问题的。如果他们能够这样做，写一些真正有学问的东西出来，这倒是一件好事。

其实在雅典的社会生活中亚里士多德本身就是一位学者，与智者也有相当的一致性，苏格拉底与智者的辩论，双方说的并没有什么差别。只是他们，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他们的学院中的人，可能比高尔吉亚、普罗泰戈拉，希庇亚那样的智者更为清高一些，智者是设帐授徒，而学生都是要付钱的，智者就有敛财之嫌，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本身就是有钱人，生活无忧，柏拉图出身贵族，亚里士多德的父亲是马其顿的御医，自己则是马其顿亚历山大的帝师，可能他们在自己的学院里不是明目张胆地以敛财为目的，而是标榜清高研究学问。而且从研究的内容来说，这些清流学者研究形而上学，这种内容即使现在也是属于纯粹理性的，也会被当作空谈的，说什么是世界的本原，面包可以填充肚子，但说面包的本原却只是空谈，面包可以充饥，观念中的面包连形象都看不到。而智者中至少有不少是出身平民，或者是没落的家庭，他们为了生存就要有帐，而别的事情也不会，就以讲学为生。既然人家是做了学费来的，那么他们要听什么就说什么，他们要学习辩论的修辞，所以智者特别善长修辞这样的实用的学问。而那些研究形而上学的学者，不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等许多人都是贵族出身，可能这里就是差别了。俗话说温饱而思，有的人是思淫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则思那些无关于生计的形而上学。而为了温饱则需要务实干活了，讲述修辞就是一种文化干活的事。

在这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在说城邦学的问题，但他们本身也不是官吏，而他们的处境与这里亚里士多德所指责的智者是一样的。

在第二个分句里，亚里士多德说：ουτε γαρ ταις πολεσιν（城邦）αμεινον（能干的）ουδεν κατελιπον（放下）αν, 因为，除了城邦管理能力之外，他们既没有更好的东西留给城邦， since there is nothing better than such a capacity that they could have bequeathed to their cities,

这些官吏，除了治理的管理能力在他们身后留了下来，此外 并没有留下什么东西。例如梭伦、伯里克利这样的大官吏或者说城邦管理家，他们的治国能力被固定成为城邦的法令制度而遗留了下来，但他们并没有以理智的方式为城邦留下他们从事管理的思想理念，以及可以成为城邦学的理论体系。

亚里士多德说：ουθ' αυτοις υπαρξαι（具有）προελοιντ'（留下）αν μαλλον της τοιαυτης δυναμεως（能力权力）, ουδε δη τοις φιλτατοις（朋友）. 也不能为自己及朋友们带来什么好的东西。 or could rationally choose to have for themselves, or therefore for those dearest to them.

他们有权力更是有能力的，但结果除了留下了一些物化的能力外，不仅没有为城邦留下其他什么东西，也没有因为这种能力而使自己具有得到某些好处，也没有为朋友带来什么好的东西。

如果从梭伦来说，完成了否定血缘氏族制度的改革，而伯里克利则制定了与斯巴达战争的方略，这应当说是一种遗产，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说他们没有留下什么，可能更着眼于实体性东西，或观念性的著述。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留下的全集相比，公众、伯里克利确实没有留下遗作，即便苏格拉底也没有亲笔所写的作品，只是通过柏拉图的对话集保留了他的一些议论。

相比之下中国的官吏们到底留下了不少的著述，连最古老的三代君王也有被汇集的遗作：《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禹贡》、《甘誓》等等，至于后世的著作就更多了，即使自己写不出，也要请人捉刀代笔，连酷吏商鞅也留下一本《商君书》传世，一个商人吕不韦也要留下一本《吕氏春秋》，在中国历史上大官都有文集，其实也是乏佳作，几位名声不太好的宰相却又有很高的书法造诣。

看来亚里士多德是很重视思想的留传的，写出自己的思想，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