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卷：幸福，第九章：对立法学的需要：城邦学引论【1179a34 – 1181b22】，共同的教育制度还是个人私学。

【1180b29】所以，最好是有一个共同的制度来正确地关心公民的成长。如果这种共同的制度受到忽略，每个人就似乎应当关心提高他自己的孩子与朋友的德性。他应当能做到这一点，或至少应当选择这样去做。

κρατιστον μεν ουν το γινεσθαι κοινην επιμελειαν και ορθην και δραν αυτο δυνασθαι· κοινη δ' εξαμελουμενων εκαστω δοξειεν αν προσηκειν τοις σφετεροις τεκνοις και φιλοις εις αρετην συμβαλλεσθαι, η προαιρεισθαι γε.

The best thing, then, is for there to be correct public concern with such things. But if they are neglected in the public sphere, it would seem appropriate for each person to help his own children and friends on the way to virtue, and for them to be able to do this, or at least rationally choose to do so.

这是第十卷[快乐]的第九章，在这里讨论的是第十卷第二部分的内容，就是“幸福”，而这一章的主题是：对德性只知道还不够，还必须努力去获得。德性以好品质为前提，而好品质需在好法律下养成。这种教育可由公共制度或个人来实施。但懂得立法学才能更好地进行教育。所以我们还必须懂得立法学。

这一卷所讨论的内容比较多，前面五章讨论的是“快乐”，从第六章开始的三章讨论了“幸福”。

这里是最后一章，要讨论一下如何实现德性的问题。那么如何成为一个好人，亚里士多德指出了三个方式，有些人认为一个人好是天生的，有些人认为人是通过习惯，另一些人认为是通过学习，而成为好人的。因为如何成为好人是这里的一个重要课题，所以在说了这三种方式后，亚里士多德还要对这些方式作深入的讨论。

接着亚里士多德继续讨论与道德德性养成相关的内容，这里提出的是关于法律的内容，但是，如果一个人不是在健全的法律下成长的，就很难使他接受正确的德性。因为多数人，尤其青年人，都觉得过节制的、忍耐的生活不快乐。所以对于法律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所以，青年人的哺育与教育要在法律指导下进行。这种生活一经成为习惯，便不再是痛苦的。如果法律变成了习惯，那么对于法律的制约他就不会感觉到痛苦了。但对一个人而言仅仅在年轻时将法律的制约内化成为自身的习惯还不够，还应当进一步地将法律作为终身的习惯，但是，只在青年时期受到正确的哺育和训练还不够，人在成年后还要继续这种学习并养成习惯。所以，我们也需要这方面的，总之，有关人的整个一生的法律。因为，多数人服从的是法律而不是逻各斯，接受的是惩罚而不是高尚或高贵的事物。所以，亚里士多德指出，所以有些人认为，一个立法者必须鼓励趋向德性、追求高尚或高贵的人，期望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公道的人们会接受这种鼓励；惩罚、管束那些不服从者和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并完全驱逐那些不可救药的人。因为，公道的人会听从逻各斯，因为他们的生活朝向高尚或高贵；坏人总是追求快乐，应当用痛苦来惩罚，就像给牲畜加上重负一样。也就是如他们所说，所施加的痛苦必须是最相反于那些人所喜爱的快乐的。

在此还要就想成为好人的人指出一个前进的方向。但是，如果想成为好人就必须——如所说过的——预先得到高尚或高贵的哺育并养成良好的习惯，并且将继续学习过公道的生活，而不去出于意愿或违反意愿地做坏事；如果只要具有努斯，生活在正确的制度下，并且这个制度有力量，一个人就能够这样地生活。那么父亲的——总起来说任何一个男子的——要求就不带有强制性，除非他是一位君王等等。然而，作为表达着某种明智与努斯的逻各斯，法律具有强制的力量。这种力量并不是由父亲或男人，而由法律来体现的，因为法律表达了某种逻各斯。正是因为亚里士多德看到了逻各斯的局限性，所以提出了力量在于法律，但通过对法律的讨论结果力量在于法律体现了逻各斯，是逻各斯以其力量使法律表达出绝对的力量，最终还是回到逻各斯。在这里究竟是逻各斯具有力量还是法律具有力量，其实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是一种循环，对于一种开创性的问题，免不了会出现循环。在此还要对法律的力量作一点分析，而且，如果一个人反对人们的口味，即使他是对的，他就会引起反感。但法律要求公道的行为却不会引起反感。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还要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上述的观点，斯巴达似乎是立法者关心公民的哺育与训练的惟一城邦或少数城邦之一。在大多数其他城邦，它们受到忽略。每个人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像库克洛普斯那样，每个人“给自己的孩子与妻子立法”。

然后亚里士多德从斯巴达的现象出发出进一步的讨论，这里一共有两个分句。

在第一个分句里，亚里士多德说：κρατιστον（最好的）μεν ουν το γινεσθα（形成）κοινην（共同的）επιμελειαν（关注）και ορθην（正确）και δραν（完成）αυτο δυνασθαι（有能力）· 所以，最好是有一个共同的制度来正确地关心公民的成长。 The best thing, then, is for there to be correct public concern with such things.

因为前面说到在斯巴达有一种社会性的共同制度κοινηι来关心对公民进行教育与训练，那么当这种制度形成效果时，就是最好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斯巴达人对儿童与公民的教育制度是很赞赏的，教育应当是国家的行为，当年斯巴达是希腊一个文化比较落后的地方，出生于斯巴达的文化名人不多，实际上斯巴达的教育是一种军事体制的教育，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此作了改良。

在第二个分句里，亚里士多德说：κοινη（共同）δ' εξαμελουμενων（放弃），如果这种共同的制度受到忽略， But if they are neglected in the public sphere,

当时的希腊可能还没有这种共同制度，前面说过，“斯巴达似乎是立法者关心公民的哺育与训练的惟一城邦或少数城邦之一”，说是唯一或者少数，那么说明在当时古希腊存在着的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大小城邦中也只有一个两个城邦有这样的制度，其他地方根本没有，所以说当时的希腊人根本没有这种制度而不是忽略，斯巴达的共同教育制度只是一个另类的例外。

亚里士多德说：εκαστω δοξειεν αν προσηκειν（合适）τοις σφετεροις τεκνοις（儿女）και φιλοις（朋友）εις αρετην，每个人就似乎应当关心提高他自己的孩子与朋友的德性。 it would seem appropriate for each person to help his own children and friends on the way to virtue,

由于没有公共的教育制度，那么所有的人所关心的就只是提高自己的儿子或朋友的德性。柏拉图学院、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院并不是公共教育体系，只是私人讲学的地方。就如孔子路过一个地方坐下来讲学，正好这个地名被记载了下来，这就成了最早的孔子学院，“孔子游乎缁帏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 （《庄子·渔父》），这个杏坛就成了第一个孔子学院了。齐国有一个“稷下学宫”，这个学宫并不是个人讲学的地方，虽然在这里的个人也可以讲学，孟子就曾供职于其中，但学宫却是著名文人集居的地方，大概相当于齐国的社会科学院。中国传统上是有国家的学校制度的，这就是庠序制度。1931年12月2日，梅贻琦在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讲中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孟子·梁惠王下》）。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柏拉图学院、吕克昂学院、杏坛教学，就是因为有大师为中心而留名，以吕克昂学院而言，这就是一个地名，这里有一个体育场，亚里士多德租用了边上的几间房屋就成了学院，其实他教学时就是在附近树林里边散步边讲学，所以又称逍遥学派。

中国古代学校有“校、序、庠、学、国子监”等名称。夏称“校”，商称“序”，周称“庠”，都是官学的性质。学即太学，国子学，是国家的高等学府；隋朝改国子学为国子监，入学者称监生。庠序，指古代乡学，泛指学校。庠生，科举制度中府、州、县学的生员的别称。古代有“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孟子对此作了如此详细的说明，可见这种教育制度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成为了一种制度。那么商鞅、李斯之类提出“以吏为师”，只学农医巫之学的教学内容，其实是对传统教育制度的颠复与倒退。

在中国对于教育场所有如此众多的名称就可以看到，教育制度在中国的早期存在，一种是历史悠久，夏商周三代各有自己的教育体系，范围广大，诸侯国都有自己的教育制度，地方州县也有各自的教育体系。从这些不难看出，古人将学校称为“庠”，是取其“教养教导”、“培养教化”之意。从“庠”字本身来看，“庠”为形声字。从广，羊声。“广”的本义为宽大的房屋。“羊”为“善”省，表示美好、完善之意。“广”“羊”为“庠”，可会意为专门用于教化人从善、向善、识礼，从而使得人品更加完善的地方，亦即学校。至于序大概是取其井然有序的含义，学校就是为社会建立秩序的意思。亚里士多德当时只是看到在斯巴达出现了一种共同教育的现象，并从这个现象形成的一种制度性的设想，其实在中国这早就是一种普遍的规范了，亚里士多德的设想却正是他同时代的中国人孟子的实践，亚里士多德的设想在中国早已经是一种生活制度中的必然环节了。

亚里士多德说：συμβαλλεσθαι（放在一起）, η προαιρεισθαι（抉择） γε . 他应当能做到这一点，或至少应当选择这样去做。 and for them to be able to do this, or at least rationally choose to do so.

一个人如果将关心儿子与朋友的德性的精力，放到公共事务上，也关心一下公民的事务，那么这种事业就会发展起来了。人们应当选择这样做。

从中国远古时代学校制度的形成过程看，一方面有群体的，部落的乃至国家的重视，也需要有不断涌现的大师群体的存在，那么这种教育制度才能够形成。如果只有关注儿子与朋友的心态，没有为共同事务出力的想法，更没有为共同事业略带的本事，那么这种共同事业是不可能形成的，古希腊如此发达的文明，却没有形成共同的教育体系，只是在一个崇尚力气与军事的斯巴达出现过共同的制度，那么也可以设想，这种制度其实也只是一种军事化的事业而已，而非开发民智的人心事业。

对于这一句话，廖译本里有一个注解，指出：爱尔温说，亚里士多德在此是在提出一个中策的建议：如果一个人未能生活于一个有良好法律的社会，他最好自己来履行提高他自己的孩子与朋友的德性的责任。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是私学的设想，而这又是中国社会中早就实现的方式。

那么古希腊对于人心的教育是远远不及同时代的中国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早就提出了“化民成俗”的教育观。“化民成俗”这一成语出自于中国古代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篇专门论述教育、教学问题的论著《礼记·学记》中的一句话，原文为：“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謏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不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化民成俗的意思即教化百姓，使形成良好的风尚。

邓译本是这样说的：“但凡在城邦共同体不存在这种关爱之处，那么每个人诚然就有责任帮助他的孩子和朋友臻于德性，或者自己做出表率”，也即，这里的 προαιρεσθα γε选择并非选择去做共同体或选择去教育别人，而选择自己作出表率。

苗译本则说：“即使这一点也做不到，至少应该想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