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叶派”诗人郑敏和“九叶派”其它诗人一样，注重对内心的探索，表现出内宇宙的神秘、辩证的思维、清丽而繁复的意象，可以说郑敏是将汉语自由诗推向现代主义高峰的代表性诗人，在其晚年痛定思痛，曾对自由体新诗发出了语言学和文化学意义上的“世纪之问”。

季羡林在《季羡林生命沉思录》一书中指出：“在文学范围内，改文言为白话，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七十多年以来，中国文化创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据我个人的看法，各种体裁间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和短篇，以及戏剧，在形式上完全西化了，这是福是祸，我还没见到有专家讨论过，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的长篇小说的形式，很难说较之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有什么优越之处，戏剧亦然，不必具论。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纯诗主张废弃韵律，我则主张诗歌必须有韵律，否则叫任何什么名称都行，只是不必叫诗。”种种迹象表明，曾经被中国现代诗人奉为“女神”的汉语自由诗，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具备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尊严，时过境迁，在更加宏大的历史时空中，它就有可能成为被再次颠覆超越的诗歌样式。

2、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在文化上的自信心更加坚定，在抗疫取得实质性成果的事实面前，中国政治价值观不得不令西方世界回首反思，令国内的自由知识分子精英回首反省，同时也让目前仍然处于疫情之中的中国普通老百姓看到了希望所在，中国适时调整外交政策，用西方人听得懂的语言直接告诉西方，时代变了，西方所崇尚的价值观包括其政治体制和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人类面临的新问题，西方应该考虑放弃其文化优越的价值立场，在某些方面向中国学习，人类文明对话、文明共建的时代真正来来临。

伴随疫情而来的大国博弈使人们认清了一个事实，即表面上看来西方与中国的较量发生在经济、军事等国家硬实力领域，实际上双方真正的博弈或者说双方最深层的较量是文化领域，中国抗击新冠取得胜利的根本力量不是日益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而是当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觉或不自觉凝聚起来的精神力量和文化底气。全球化促进经济一体化的同时，造成文化的多元化，同时在新的时代命题面前，人们不得不对以前信守的价值立场进行反思并进而重新选择未来的发展道路。

3、文化博弈是必然的，在文化博弈的过程中，“外部事物的存在形式”，与我们中华民族的“视知觉组织活动、情感以及视觉艺术形式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一旦这几种不同领域的“力”的作用模式达到结构上的一致时，就有可能激起审美经验的调适。因此，汉诗诗体再造、审美再造、精神再造在中国文化的造山运动中，必然是其中的推动力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大国崛起并引领世界奔向更高文化维度的文化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