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汉字、汉诗作为“外部事物的存在形式”，与我们中华民族及其它民族人民的“视知觉组织活动、情感以及视觉艺术形式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一旦这几种不同领域的“力”的作用模式达到结构上的一致时，就有可能激起审美经验，这就是“异质同构”，所以在汉语、汉字、汉诗之间，存在着“异质同构性”，正是在这种“异质同构性”的作用下，我们才在汉语、汉字、汉诗和它们的形式中直接感受到“活力”、“生命”、“运动”、“平衡”等。

B、汉诗是一种“力的样式”

就汉诗而言，汉诗依赖中华民族的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心理的“力的样式”，不断演化为具有高度形式感的汉诗之“场”——二、三、四、五、六、七言诗体，感应着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社会的“物理力场”，中国人的生理立场和心理立场发生了变化，随之汉语诗歌的“力的样式”发生了变化，汉诗诗体从格律体样式变为自由体样式，但是，随着二十一世纪的来临及国际社会分化重组，国际社会中国社会“物理力场”又发生了变化，引发中国人的生理立场和心理立场随之变化，当物理力场中力的式样以力触发了知觉就破坏了大脑电化学力场的原有平衡，引起知觉对力的重新组合，构成一个新的力的式样，汉语、汉字、汉诗与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物理力场”之间的“新的力的样式”又会引发汉诗作为“外部事物的存在形式”的微妙变化。

（4）当代汉诗的美学潮向

2015年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了小西甚一著，郑清茂翻译之《日本文学史》，这本书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即以“雅”、“俗”这两个内在于文艺本身而能制约文艺发展的本质，来考察分辨日本文学史（文艺史），小西甚一十分雄辩地将日本文学史划分为三个世代——古代为日本式的俗，中世为中华式的雅，近代是西洋式的俗。中华文学史甚至世界文学史一样，中华诗歌经历了“俗”-“雅”-“俗”的的历史流变，当代汉诗虽然是用汉语传诵、汉字书写，但是汉诗的创作运思和接受期待已经发生革命性变化，创作者失去了求雅求美的内在思维模式，接受者被现代西洋式的诗风诗格诗体所“规训”（福柯语），以俗为雅，反而不太习惯形式化、音韵化、意象化及意境化的汉诗固有之美，难以认知，难以认同，甚或由反应不适起而攻诘嘲弄，长期崇洋心理驱使，当代中国有诗人诗歌理论家一味以洋为雅为美，外国诗人搞杂碎、拼贴、戏仿、离散、边缘、暴力、阴暗写作，他们不惜步其后尘，即使语境变了一一全球文明格局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群众的生存生活状态也发生了求美趋雅的现实改变，他们依然在诗的自由化轨道上自言自语，自演自唱，放任无边，认为只要分行就是诗，以至于诗无有美感，无有尊严，无有标准。当代中国所谓主流诗派的论调，如以吴思敬、叶橹为代表的无限自由论者，就是典型的例证。

 

 

六、诗体建设与文化博弈

 

1、自由诗体难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式现代化对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时而欢迎接纳，时而警惕反思、时而施加压力，到了二十一世纪的当下，自由诗的命根子——自由主义在中国人民的审美期待中，又变成了必须实施反思甚至批判的对象，自由诗赖以存在的自由主义理念与后现代主义不谋而合，意欲再来一次对于人类现代文明的颠覆，自由诗驾驭着新人类的“野性的思维”，企图让诗歌再回到野蛮时代，再一次体验野性的狂欢的快乐，而且越是昏暗暧昧语词颠倒越是给人以“代神说话”的错觉。

 

在新世纪诗坛内部，诗歌创作与批评都呈现出了一派“繁荣”的景象，但又似乎难以抑制诗歌“边缘化”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种“冷”与“热”的混沌状态实际上表现了诗人与诗歌创作的尴尬处境，这也给新世纪的诗歌批评与研究带来了某种困惑，表现在对于新诗的评价标准上，仍然莫衷一是，对同一诗歌现象、同一诗人、同一作品的两极化评价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九叶派”诗人郑敏和“九叶派”其它诗人一样，注重对内心的探索，表现出内宇宙的神秘、辩证的思维、清丽而繁复的意象，可以说郑敏是将汉语自由诗推向现代主义高峰的代表性诗人，在其晚年痛定思痛，曾对自由体新诗发出了语言学和文化学意义上的“世纪之问”。

季羡林在《季羡林生命沉思录》一书中指出：“在文学范围内，改文言为白话，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七十多年以来，中国文化创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据我个人的看法，各种体裁间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和短篇，以及戏剧，在形式上完全西化了，这是福是祸，我还没见到有专家讨论过，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的长篇小说的形式，很难说较之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有什么优越之处，戏剧亦然，不必具论。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纯诗主张废弃韵律，我则主张诗歌必须有韵律，否则叫任何什么名称都行，只是不必叫诗。”种种迹象表明，曾经被中国现代诗人奉为“女神”的汉语自由诗，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具备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尊严，时过境迁，在更加宏大的历史时空中，它就有可能成为被再次颠覆超越的诗歌样式。

2、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在文化上的自信心更加坚定，在抗疫取得实质性成果的事实面前，中国政治价值观不得不令西方世界回首反思，令国内的自由知识分子精英回首反省，同时也让目前仍然处于疫情之中的中国普通老百姓看到了希望所在，中国适时调整外交政策，用西方人听得懂的语言直接告诉西方，时代变了，西方所崇尚的价值观包括其政治体制和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人类面临的新问题，西方应该考虑放弃其文化优越的价值立场，在某些方面向中国学习，人类文明对话、文明共建的时代真正来来临。

伴随疫情而来的大国博弈使人们认清了一个事实，即表面上看来西方与中国的较量发生在经济、军事等国家硬实力领域，实际上双方真正的博弈或者说双方最深层的较量是文化领域，中国抗击新冠取得胜利的根本力量不是日益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而是当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觉或不自觉凝聚起来的精神力量和文化底气。全球化促进经济一体化的同时，造成文化的多元化，同时在新的时代命题面前，人们不得不对以前信守的价值立场进行反思并进而重新选择未来的发展道路。

 

3、文化博弈是必然的，在文化博弈的过程中，“外部事物的存在形式”，与我们中华民族的“视知觉组织活动、情感以及视觉艺术形式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一旦这几种不同领域的“力”的作用模式达到结构上的一致时，就有可能激起审美经验的调适。因此，汉诗诗体再造、审美再造、精神再造在中国文化的造山运动中，必然是其中的推动力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大国崛起并引领世界奔向更高文化维度的文化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