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焦躁了一整天，惶惶捱到晚上，和母亲通了视频。等我问到父亲，她把镜头一转，是父亲睡着的画面。
他的脸朝下侧着，表情隐藏着被子里，瘦小弯曲的身体像一个十二的孩子。在我镜头的下方，一只手被特写了：纱布缠着两根手指，纱布浸出了血。
我的心使劲一抽，浑身热起来，一层细汗包裹了我。
他的手又被锯片“咬了”，早上九点刚过，母亲正在厨房里，听见父亲从木工房跑下来，捏着一只手，血透过劳保手套滴下来，他没多说话，痛苦地跨上自行车，往旭叔诊所去了。母亲见状，两腿发软，跟着父亲的自行车也往村边跑。
上一次去医院处理伤口，是三十年前。那个冬天，他在索家村干活，被锯片削去了半截小拇指，工友们在地上找到他的半截手指，连同他一起送到了蟠龙卫生院。母亲整理包袱去医院的时候，我正坐在炕上哄弟弟睡觉，也许是因为害怕，也许是为了宽慰母亲，我竟然对她笑了一下。母亲骂我是白眼狼，父亲伤得那么重，我居然还笑。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和唐突。
之后多次受伤，父亲都坚持在旭叔的诊所治疗。他说医院处理伤口太暴力了，那种疼痛和场面，他受不了。
这是第几次为我父亲处理伤口，旭叔已经记不清了。没有伤到骨头，他确定。只是两个手指的皮肉，被锯齿一瞬间刮得模糊。与以往一样，消毒，清理，上药，包扎。包了三天的药——止疼消炎。
母亲推着车子，父亲跟在后面。他也说不清，用一只受伤的手，把车子骑到诊所，是什么体验。免不了要听母亲唠叨，那气愤，害怕又心疼的话，他听了一辈子。而现在能左右他的，只有疼痛。
他躺着，可睡不着；在院子里走动，走到哪里，疼到哪里；饭，根本吃不下。暮色落下来，他靠着被子，一定无数次向着大门张望。他执意不告诉我们受伤的事，但还是在错觉里，坐等到天黑，等到母亲走过来，问他疼得轻些没有。
因为怕出血，纱布被缠得很紧，到晚上，父亲手涨疼难忍，母亲轻轻剪开了一点纱布，手已经青紫了。放松一点，在没有渗血，父亲在疼痛的拉扯中，蜷缩成一只虾，听见我和母亲说话，他也没抬一下脸，静静地，只有受伤的手指被纱布裹得胖大，充满整个画面。
父亲是个木匠，从十六岁开始，与木头电锯打交道，已经半个世纪。他身高本不足一米七，在生活的磨损之下，现在只能穿165的衬衣。他穿鞋子是39，时常把我母亲的运动鞋，冬靴穿走。他是个精瘦的人，因为瘦小，即使夏天炎热，都不愿穿短裤，露出双腿。偶尔的体重波动，都伴随着受伤静养，但也只能增到126斤。他却总能搬得动比他重的木板，半成品的柜子，沉重的木工机械和需要打磨油漆的棺材。他也会在我回故乡时，认真的清洗刚刚推刨过木料的手，抱起幼小的孩子，摸他们软软的脸，再走到我面前伸着两手说：看，手洗干净了吧！我去给你做扯面！
他瘦小有扭曲变形的身体：断掉的小拇指，因为接的不及时，已有三十年无法弯曲，翘着并不标准的兰花指；手掌的肉被刮去过，食指刮擦过。木板跺倒下来，压伤过腰；电锯上弹飞的板凳腿，击伤过肋骨。
每天，他过早醒来，在烟气中抵达车间，用咳嗽震动身体，开始一个个很早很早的早晨。除了我母亲偶尔的帮忙，他会在车间里度过一整天，就像度过完整的五十年的时光，那里，有一个人的寂静与喧闹，在昏暗明亮交错中，锯末积满工具箱的盖子，梁间的尘土常在震耳欲聋的机械声中掉落。
岁月用劳累和伤痕，在切割打磨雕刻中，把他打磨得越来越精巧了，有了神秘的纹理和生命的弧度。我可以想见，静养中的他，常常走到车间去，绕着操作台转悠，轻轻抹去窗口的蛛网，也会低头掸掉裤子上的尘土。
在春日的菜园边坐着，整理松动的纱布，让太阳好好的晒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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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09 08:4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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