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看到的耳坠子，在祖母的耳垂上。
《孝经》里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然而，不知哪个悖逆的人，因为爱美，发明了耳坠子。于是，女人们为了美，不惜毁损肌体，给耳垂打孔，戴上精美灵动的珠子，翠玉，流苏。早已将古人言，当作了耳旁风。
祖母年纪大了，耳坠子也无法让她好看一点，戴着耳坠子，只是做女人的一种标识。一双衰老多皱的耳朵，耳洞大得可以穿过火柴棒，至于为什么耳洞如此宽敞，我妈说，是祖父打祖母时拉扯大的。老一辈的男人，打老婆是家常便饭，扯耳朵，连耳垂都扯出一个豁口。
幼年时，和祖母一起睡觉，一只手揪着她的耳坠子，手指扣着耳环，才有安全感。这对银质的耳坠，是她唯一的饰物，哄我说，等我长大结婚要作为嫁妆，可她却带走了。婶子们给祖母整理遗体，特意擦亮了耳坠，说老人的耳环，是黄泉路上两盏明灯。年幼的我，虽不怎么在意，但还是在心里为这一对入土的耳坠，感到可惜。不过，比起失去祖母的伤心，那种可惜是轻描淡写的。
祖母去世后的日子，整个庭院空荡荡，阴森森。总让人觉得，她会突然从灶间走出来，拍着围裙上的灰；从后院里走出来，提着猪食槽子；从鸡窝边转过身来，握着几颗热鸡蛋；从院门里走进来，抱着一捆烧火做饭的柴。
白天还好，晚间我们像小鸟一样挤在我妈身边，寸步不离，上个厕所都得领着去。原本跟祖母睡的我，也不敢独自进那间房子，只有和我妈在一起，才觉得安全。没有邻居走动的时候，院子静得怕人，我妈，把收音机调到最大声，往黑暗处走，往僻静处走时，先咳嗽几声，壮胆似的。
平日里，左邻右舍，拉个闲话，串个门子，一院子欢声笑语，日子倒是极敞亮的。
锄过玉米，油菜小麦还没到收割的时候，院子里有了泡桐树的荫凉，我妈和婶子们坐在院子里，打毛衣，纳鞋底。我们小孩子在一边，玩抓杏核。
她们做着活儿，如果累了，就停下手里活，给孩子梳理头发。但我发现，她们通过梳理，尝试某种造型艺术。她们会根据发量和长短，编各种辫子，用各色毛线缠过的皮筋，扎得满头都是。而且扎得很紧，整个脑袋都绷着，很不自在。但在跳皮筋，到沙包的过程中，辫子晃来晃去，一会儿就松了，劈头撒发，像个小疯子。
我有两个发小，一个叫小红，另一个叫丽丽。她们的头发又黑又多，被他妈用彩色腈绳缠绑了很多圈，脖颈后边的发根都提了起来，像许多鸡皮疙瘩。现在，大家脑门上稀疏的头发，恐怕都是那个时候，头发扎得太紧导致的。
夏天傍晚，坐在门口皂角树下，或者高高的土坡上，细致地用毛线丝缠皮筋。也有时，交换头发上扎的绸子，布花戴来戴去。也会交换塑料珠子的项链，耳坠子。耳朵时常在发炎，流着脓血，耳垂肿的很胖，衣服领子触碰一下，都很疼。耳坠子，黏在耳洞里，摘不下，转不动。两只耳朵热烘烘的，像是多出了一块什么。所以，想和别人交换耳坠子，是困难的。
丽丽和小红的耳洞，也是我妈扎的。
也不知道是哪个夏天，后院的花椒树结着紫红的花椒粒，大人们提前备好了绣花针，把我们哄骗到了炕上，先讲一点都不痛，再讲戴耳坠子的姑娘才漂亮，还有，将来结婚，可以跟男方要金耳环，最后说不能哭，一哭会更痛，还得多扎几针。
蜡烛点亮了，绣花针在火里消了毒，婶子把一颗花椒按在我的耳垂上，研磨了几分钟，算是麻醉。我的耳朵，又小又薄，不等我挣扎，一个已经扎好了。微微作痛，第二个耳洞，扎得不顺利，感觉到了疼，我一哭，我妈一急，扎得偏了，但好坏都在耳垂上。
我这个试验品一完成，丽丽就跑掉了。小红憨厚胖嘟嘟地坐着，自己用花椒做麻醉。小红妈用面粉，捻着面疙瘩，要把面疙瘩粘在细细的红线上，红线刚穿过我的皮肉，轻飘飘在耳垂上荡着。我的第一副耳朵，就这样顺利挂上耳朵。
小红哭都没哭一声，扎好耳洞乖乖坐着。丽丽被她妈抓了回来，两个婶子死死地控制着，我妈拿起绣花针，极其娴熟的扎了下去。婶子们将头扭到一边，看都不敢看，仿佛是面对一场大刑。
新扎的耳洞，常常流血化脓，要不时的拉动转圈，才不至于长进皮肉，前功尽弃。我妈费心费力，帮我度过困难期，不惜浪费菜油，用筷子尖点了润我的耳洞，清油很凉爽，缓解了我的痛苦。每次疼得想拽掉，就想起为漂亮，美丽的理由，想起嫁人结婚的金耳环。再加上我自小要强，在丽丽的耳洞已经长合之后，更是想为我妈争口气，显得自己很坚强。
我妈唯一的陪嫁梳妆匣，已经归我。并不值钱，却非常珍贵。它被我的耳坠子填满，像当初被我妈的鞋样子填满一样。每一天清晨，我坐在梳妆台前，打开匣子，挑选适合的耳坠子，定睛看一看自己的模样，能看出我妈的样子。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若有损毁，即是不孝敬。我妈亲手给我扎了耳洞，我得认认真真戴下去，美丽下去，否则，便也是不孝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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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28 14: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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