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正月穿过的新衣，才完全归于自己。淡了年底的热忱，消了新年的爱惜，此时已待之如常。吃饭时洒落了汤水，坐卧弄皱了襟领，不是赶集赴婚宴走亲戚，田地里草垛旁撒欢打滚挂了线头，扯了口子，大人们却突然大度到无视，全然听凭孩子去穿去磨。从对一件衣服的肆意开始，春天把孩子的天性，野草般支撑起来。
当我妈捉住刘海，咔嚓一剪，龙抬头的天空，便是无限祥云。
这一天早上，灶间的麦草一丝一丝，烧得特别精细。锅里炒着黄豆子，铁铲颇有韵律得翻动着。我妈一只手撑在灶台上，身体向前倾，以快要跳到锅里的气势，把控住豆子，以免它们烧焦冒烟，她的围裙已经被土灶台蹭脏。她每天都在用干净的白土泥浆，涂抹灶台。每隔几天都得清洗围裙。现在，她的手掌撑得久了，抬起时，粘掉了一小块泥皮。
几颗热豆子，被铲放在风箱上。我妈示意我尝尝，烫得捏拿不住，扔到嘴里，听得见滋滋声，舌头转了两转，咬下去有点软，豆子的香味迂回而出。豆子出了锅，我妈抓一把装进衣兜，打发我去舀水洗锅。一瓢凉水倒进去，只听见锅底爆裂的巨响，白汽冒完之后，几条清晰的裂纹，差点让我妈发疯。多亏那天是二月二，我妈饶了我。
锅底渗过几天水后，自己不漏了，但我妈还是常常会借题发挥，让我的许多劳动变成将功补过，戴罪立功。比如挖荠菜，给麦地拔草，多洗两双鞋，在雨天剥两大篮玉米粒，到更远的地方去压面。而我的小学同学，因为经常起床晚，被他妈剥夺了早饭权利，就端了一块石头，把锅砸了大洞，也没见他受到更大的惩罚，只不过被他继父不痛不痒的教育了一顿。
二月二的豆子，吃到第二天第三天，彻底没了趣味。坐在教室里，总有人忍不住偷放几个屁。小孩子对于屁的笑点很低，对于放屁这件事特别敏感，仿佛有着侦探破案的热情。尤其我那个砸了自家锅的同学，念念有词“抽，抽蒜苔，谁放屁来我见来”。最终被指的那个孩子，或红着脸羞愧，或哭嚷着冤枉。而更多的孩子，是格格地笑个没完没了。
春风将麦苗一节节拔高，这时候，男孩子已经在村际间打过几次仗。女孩子提着篮子，假装挖荠菜，给他们运送过“枪弹”——一些弹弓用的小石子，小土块。第二天早读，总有人以英雄的形象，被大家在私下里讲述，他的勇猛和机灵，而他砸锅的历史也被传得无限荣光。
春天真的热起来，是我背着我妈，从放学回来那热气腾腾的棉袄里抽出胳膊，换上薄毛衣，套一件布衫，轻轻盈盈地跑到阳光下，看门口的杨树叶子一片片地摇着，绿意新鲜，干净得是一张孩子脸。
最早开的花，是队长家的院墙上那一簇迎春。
最好看的花，是四队十字路口，不知道谁家院墙上伸展出来的红杏。以至于“红杏出墙”这个词汇，总是在我童年春天的上学路旁，一次次被想起。
拔不尽的蒿草，在越窜越高的麦地里。一晌一晌的晒太阳，手背很快黑了，低头从麦子间抽出一条条蒿草，蒿草的花开在顶端，微微的淡绿微黄，鼻尖凑上去，能闻到清香。我妈在我前面，把一抱蒿草摔到坟头上，她远远地说：拔到坟堆，就回家。
今年的十五，我妈差一门子的君安叔，给坟头挂了灯笼。
今年的除夕，所有人都不在故乡过年。
故乡的春天，连蒿草都少得可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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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20 18:3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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